1990年代野百合學生運動

1990年第七屆總統改選,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當時的台灣社會正處於「後蔣經國時期」的混亂階段,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提供了政爭的溫床,國家領導的權力重分配由『政權接班』的搶奪而浮上台面。當時國民黨內部分裂的「主流之爭」,代表著國民黨政體之本土化路線是否得以存續,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遭受著蔣家遺臣、黨國大老的猛烈圍剿,李登輝所面臨的政治接班危機,不止反映在「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象徵接受挑戰,更在實際的政權鞏固層面,遭受既得利益的全面反抗。當時台灣社會依然籠罩在「動員戡亂臨時體制」之下,國家總統的產生,必須由資深代表所把持的「萬年國民大會」所選出,這種違反民主常態的威權體制,以今日「總統直選」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角度視之,實在是荒誕無理,然而在當時卻是台灣政權民主化最艱困的轉捩點。

由於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必然伴隨著本土化的先決條件,90年的主流政爭危機,也牽動台灣社會自二二八事件以來潛存的族群矛盾,台灣社會陷在不確定感的氛圍中。三月初,台灣學運與社運團體積極會商台灣局勢,並在3月10日聯合簽署一份〈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的聲明,聲明內容指出政治危機的根源在於憲政體制,而非國民黨的內鬥,最大的問題是臨時條款與國民大會的存在。成大經緯社參與了聲明連署,並開始在校園間進行理念啟蒙工作。3月14日,台大學運團體率先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靜坐抗議,並向社會提出行動訴求:要求國民黨提出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體制、解散國民大會的民主改革時間表,引起社會矚目。3月16日開始有學生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擦槍走火」的消息一傳開,北部學、社運及媒體記者開始前往支援,由於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然而在寒風中數十人的煎熬守夜卻平安度過,清晨廣場指揮中心成立,正式揭開三月野百合學運的序幕。

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的傍晚已有兩百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晚間廣場上得到清大與成大的自由派教授,將同步與台大教授行動,教授們的支持使得廣場學生得到莫大鼓舞,也讓全國學運社團開始擴大動員規模。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兩千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成大學生社團以經緯社、台研社、台謠社、台文社、西格瑪社、環保社為主體,自16日起由各社團領導人彭建智、李國光、蕭光硯、蔡承維、劉怡維等,在大學路民主牆前,以輪番演講、大字報方式呼籲學生北上支援,17日成大學運幹部串連台南神學院學生謝懷安等人,並舉行擴大學運社團會議,議決組織學生立即北上。18日成大學生第一波百餘人,與台南神學院六十餘人,在成大教授吳慶年、林瑞明、楊澤泉等人陪同下,搭乘數台遊覽車馳往中正紀念堂現場,廣場靜坐學生士氣大為鼓舞,而此際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串連活動。當天,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充分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18日下午,當時在野的民進黨發起的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與一般社會力並無差別,也缺乏在危機局勢中提出解決之政治程序。相較之下,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以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十時,十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李登輝與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十一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她的意義如下: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台灣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崇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應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在這個時刻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台灣百姓因三月野百合學運,感受到青春熱情的火焰,以及心靈中殘存的理想,逐漸讓大眾覺得有改變歷史的可能。

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成大經緯社社長彭建智於第二階段加入決策委員會。成大校長馬哲儒,也在課外活動組長的陪同下,親自到廣場安撫學生,看到廣場井然有序,交代林瑞明教授代為照顧學生,即行離去。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行政院派出黃昆輝與馬英九到場,但不被學生接受,要求李煥院長親自前來。內政部長許水德到場,親口表示將不會採取驅離措施,並表示行政院長會親自來廣場。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盡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

21日,李登輝決定於下午三時,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1)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門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以及學生所提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全國民眾發表。

(2)在第八任總統就職組閣一個月內召開國是會議,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3)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做肯定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4)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高度關切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測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

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學運。

3月23日,象徵學運精神的「台灣野百合」,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遭人焚燬,焚燬人至今不明。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九零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然而,90年三月學運所指出的台灣憲政危機,至今仍膠著於台灣未定的前途。蒼蒼歲月,十年已過,台灣野百合的精神,就有待後起之青春火焰。

 

不平的精神

成功大學自發跡以來,歷經日據與戰火的浩劫,由刻苦創建的省立工學院,到今日整個綜合性大學的完備呈現,其源流歷史正與台灣社會的發展相契合。成大人純樸務實的校風,不只展現在學術與產業面上的成就,也在社會良知的堅持上,不斷發揮本土知識份子的風骨。本文僅能就片段史料,描繪熱血青年青春歲月的輪廓,許多沈浸在歷史中的故事,仍有待來者慢慢挖掘……。文終,謹以葛漢(RobertGoheen)在〈大學的人性本質〉中節錄,來慰勉成大七十年青春歲月:

為什麼大學不應施行教條、不應成為超級市場、不應輕蔑理論?

因為我們的文明以及自由開放的社會需要這樣的場所,

俾使各項為尋求理性認識和改善知識的研究,得以大膽且不受束縛的進行。

讓我簡單用一句話來說明何以我們最好的學生都傾向於參與:

就是不平的精神。

這種不平絕非那種為叛逆而叛逆、驅使青年砸窗戶的喧鬧,

而是本著知識和良知,而拒斥做為人類而言所有卑劣事物的那種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