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銷導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時代,企業的一切營運均需以「市場」為核心,一切決策均應著眼於顧客的需要,必須設法經由顧客需要的滿足,來達成企業的目標。
在1980年代,國內外經濟成長似有減緩的跡象,市場的真實購買力將日趨飽和,市場的成長似將受到相當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必須設法提高其市場佔有率,才能夠獲得足夠的成長。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將日益趨於「敵消我長」或「敵長我消」的零和競賽(zero-sum
game)的情況:企業將必須經由市場佔有率的增加而非靠市場的成長來追求它們的利潤。這種現象,誠如Kotler和Singh所言,企業將從「正常的行銷競選邁向行銷作戰」。
為了爭奪市場的佔有率,企業除了應依據市場的需要訂定各種行銷策略外,尚應針對競爭對手的實力和策略以及競爭態勢而制定競爭者導向(competitor orientation)的策略。在「零和競賽」的情況下,企業的行銷競爭與軍事作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軍事作戰的原理原則亦已受到行銷學者和行銷主管的重視。在西方,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廿世紀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哈特(B.H.Liddell Hart)和其他軍事理論家的著作,已經和經濟理論及消費者行為理論一樣,廣被研讀,希望能發掘出可應用於行銷作戰的原理原則,以改進市場營運的績效。
孫子兵法與行銷規劃
就企業的行銷作戰來看,應比較本企業與競爭企業:那一家企業較具有企業道德?那一家企業的高級行銷主管的能力較強? 那一家企業的天時和地利條件較好?那一家企業的規章制度較為合理,而且執行得較徹底?那一家企業的行銷人員素質較佳、能力較強?那一家企業的行銷人員的訓練做得較好?那一家企業對員工的賞罰較為分明?就這「七計」一一比較各競爭企業的優劣之後,就可以如孫子所說的「吾以此知勝負矣」。
孫子兵法強調在作戰中應比較敵我雙方的實力而採取不同的作戰策略。在<謀攻>篇中,孫子說: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在行銷作戰中,必須比較本企業與競爭企業在行銷資源、行銷人員素質、企業及品牌形象等各方面的優劣,而採取不同的行銷作戰策略。只有在本企業的行銷能力遠勝過競爭企業時,才可以採取包圍策略。所謂「包圍策略」是指同時在敵人正面、側面和後方向敵人發動大攻勢;從行銷的觀點而言,即向市場提供競爭對手所提供的每一種產品和服務,並且以較好的條件提供給顧客,如以遠較競爭者更多的銷售據點、更多的款式和更低廉的價格橫掃市場。(如精工鐘錶曾以包圍策略攻佔美國的錶市場,它取得每一個主要的鐘錶銷售據點,並提供約400種款式)。
如果本身的行銷能力並未大到足以對競爭對手採取包圍作戰時,則宜集中行銷資源在某一個或某幾個區隔市場中對競爭者全力攻擊。如果本身的行銷能力不足以對競爭者進行正面集中攻擊時,則宜採取側面攻擊,如在競爭對手比較忽略的市場或地區中採取攻勢(譬如某些IBM的敵對廠商(如Honeywell)曾在IBM較忽略的中小都市建立堅強的據點,這是在競爭對手較忽略的地區採取側面攻勢;西德和日本汽車公司進軍美國小型省油汽車市場,這是在競爭者較忽略的市場區隔中採取側面攻努);或採取聲東擊西的游擊戰,如選擇性的減價、對競爭者進行法律行動的干擾等等,以分散競爭對手的行銷力量(如美國廠商常以法律行動來干擾和阻止外國廠商進入美國市場。如美國鋼鐵業界在1982年曾提出一百多件不公平貿易案控制西歐的鋼鐵出口廠商,終於迫使歐市協譏限制鋼鐵對美出口)。
如果本企業與競爭對手勢均力敵時,則可全力以赴,伺機與競爭對手決戰。如果敵強我弱時,宜避免與敵交鋒。本身的行銷力量遠比不上競爭對手時,宜暫時退卻,採取戰略性的撤退,如從某些區隔市場或地區撤退(譬如.西屋曾將冰箱樣式從40種減為30種;通用汽車將引擎標準化,並提供較少的車型,Campell's Soup,Heinz,General Miils,Del Monte,
Georgia-Pacific,Studebaker-Worthington,Gable Industries APL公司等等,近幾年來也都將其產品線縮減,這些都屬於戰略性的撤退。)暫避敵鋒,集結市場上的競爭力量,俟機捲土重來。
如果明知本身行銷力量遠較競爭對手為弱時,卻仍頑強抵抗,表面上看來是勇氣可嘉,其實是非常不智的,因為這種弱小者的堅守將變為強大者的俎上肉,這就是孫子所說的「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孫子在<九變>篇中說:「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孫子兵法與行銷偵察工作
孫子兵法中所提供的各種用間方式,大多均可適用於行銷作戰中,譬如: 利用競爭廠商高級主管的家族、鄉親,或與競爭廠商常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經銷商,以探知敵情,此即孫子所說的「鄉間」。透過競爭廠商的各級主管而探知競爭者的內部機密,此即孫子所說的「內間」。利用競爭廠商的市場調查人員和商業間諜,將不正確的資訊傳送給競爭廠商,此即孫子所說的「反問」。利用行銷研究人員和行銷偵察系統來蒐集競爭廠商的資訊,此即孫子所說的「生問」,這是行銷作戰中最常採用的偵察方式。至於孫子所說的「死間」,是指奉命赴敵方工作,將虛假的情報傳明敵人,而本身被敵處死者。在行銷作戰中,「死」或可解釋為免職、拒絕往來等等,而不是死亡。企業行銷作戰中,「死間」之使用可謂絕無僅有,但我們亦不能不加以防範。
截至目前有關孫子兵法在營銷(或管理)方面的討論多著重在解釋孫子兵法的有關內容及應用,枝節性較多,而缺乏建立一具有系統性的孫子兵法模式,能作為企業擬定戰略的參考準則,否則企業經理只獲得一些零碎的兵法概念,效果受到限制。鑒於孫子兵法實際上已吸收了儒家,道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其學說觀念在企業管理與營銷方面的應用可以說是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換言之,孫子兵法的競爭模式也可以看成為「中國式的競爭模式」。
一、 競爭與戰爭
企業在市場上作戰與軍事上的作戰,有以下的相似性:
(一) 爭取有利地位:
●透過軍事戰爭,雙方都想擊敗對手或保衛自己,以獲得有利 地位 。
●透過市場競爭,企業皆欲擊敗對手或保衛自己的市場以獲得有利地位。
(二)對抗:
●軍事戰爭是一種對抗的活動。
●企業競爭亦為一種對抗的行為。
(三)組織與管理:
●軍事作戰必須有良好的組織與管理。
●企業競爭亦賴高效率的組織與管理。
(四)戰略與戰術:
●軍事作戰必須具有戰略與戰術。
●企業競爭也需要一套競爭戰略與戰術。
(五)領導力:
●軍事領袖的領導能力是否良好往往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
●企業領導人的見識與能力對整體發展及競爭能力也具有重大影響。
(六)人員素質:
●軍事作戰看重軍官與士兵的素質。
●企業的市場競爭看重經理與各部門工作人員的素質。
(七)資源:
●軍事作戰需要大量資源作後盾。
●企業競爭也受到資源供應的影響。
(八)信息:
●軍事作戰需要軍事方面的情報。
●企業競爭也需要市場信息。
鑒於以上的企業競爭行為與軍事作戰活動有許多共同點,因此在軍事上的一些戰略與行動是可作為企業競爭的借鏡,從孫子兵法導出的競爭模式應有其實用性。
二、孫子兵法的競爭模式
孫子兵法在企業競爭方面的應用,有以下十五個競爭原則:
1、 比較原則
2、 領導原則
3、 同心原則
4、 授權原則
5、 伐謀原則
6、 任勢原則
7、 審慎原則
8、 主動原則
9、 速戰原則
10、 詭道原則
11、 奇兵原則
12、 迂迴原則
13、 機變原則
14、 精兵原則
15、 用間原則
L=f(l.f.s)
--Paul Hersey-
人類的社會生活由來已久,而領導與統御的問題也一直與社會
生活,相伴隨行,歷久彌「堅」;尤其在此一「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任一類型的社會組織,都將面對新的領
導統御的問題,由此,益加彰顯該研究的重要性;而就組織理論而
言,每一組織的成員,均為潛在之領導者,只要經適當的學習與訓
練,皆可大用;尤以各位在大學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同學,聰明才
智愈高,當立志遠大,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
壹、領導統御的研究
自古以來,中外哲人對組織領導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一直到本世紀才開始建立系統性的分析、描述與解釋過去一些零星的描述,多止於對「偉人」的探討,或「規範性」(normative -aspct)的面向,探討領導者「應如何?」(should be?)。如中國古代儒家「德治』的思想,認為統治者必先修其身,而後方能治國、平天下;古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則強調「哲君」(philosapher-king)的領導教育,認為國家領導者必有豐富的學養,上理性的態度與清晰邏輯,以處理軍國大事,切不可單憑直覺、揣測或碰運氣的方式。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名著「論英雄與英雄崇拜」從領導者的特質,說明「英雄創造時代」;當然也必有學者另執一端,從「情境」(situation)的觀點,認為,「時代造就英雄」;而後在「正」、「反」的辯證中,又產生出折衷的「合」,即「英雄」與「時代」是具有某種程度的互動關係,L=(L.F.S),亦即領導(Leadership;L)是領導者(leader;l)被領導者(fllower;f)情境(situational variable;S)的函數,用以解釋其義。
貳、領導統御的涵義
一、領導的定義
「領導」乙詞,如就其字義而言;說文:領者,項也。理也,衣之首端也;意指衣服之首,後人則引申其義,代表組織團體中的決策行為,所謂「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凡人處理事情。不管其問題之繁雜,只要能提綱摯「領」,但可綱舉目張,事情自然條「理」清楚,迎刃而解。
說文:導者,引也,訓也;意指以言語德行之教化,以化育群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組織中的決策者,必先有無私無我,忠貞高尚的德行,始能秉公為政,為民表率。
直至今日,率者專家對「領導」的定義不下百種,茲略舉數端:
美國學者羅特指出:
Leadership is an ability to persuade or direct men without
use of the prestige or power of formal office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 (Reuter,1941)
意指領導即毋須假藉正式組織或外在環境所賦予之權力或威望,而得以說服或指引他人遵行的一種能力;反之,如藉助正式組織所賦予的權柄,則為統御。
另外一位學者巴斯則認為:
Leadership ,in group discussion ,is the assumption of the tasks of initiating
,organizing ,clarifying ,questioning ,
Motivating ,summarizing ,and formulating conclusions;herce
,the leader is the person who spends the most time talking to the group ,since
he carries out more of these verbal tasks (Bsss,1949).
領導的工作就是創新、組織、澄清、質疑、動員、摘要與結論的工作,也因此領導者須彈精竭力調和組織內外,故其公共關係與
溝通技巧,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管理專家斯多迪爾則解釋領導的內涵為:
Leardership is the process of influencing group activities
toward goal setting and goal achievement(Stogdill,1950).
總結上述,當知領導本身是一種引導組織目標之設定與達成的過程。
二、統御的定義
說文:統者控也,御者駕也;如人手執韁繩駕御馬車,欲其東則東,欲其西則西,實具有強制的意義。
組織以嚴明的約束力,指導部屬行動,督導部屬負責任、守紀律,管制其工作,糾正其怠惰、偏差的傾向。統御者憑著客觀的組織、制度、法紀,加上主觀的位格差距,法理地位等優越條件,把自己的意志加諸部屬,使部屬對其意志,轉為服從、信仰、敬重與忠誠合作;換言之,統御是組織管理中,以嚴肅的約束力,經靈活的運用,而化為管理群眾的才能,指揮部屬的藝術。
參、領導與統御的關係
一、領導以得人為目的,統御以用人為目的。
組織之成敗興衰,首在人才之多寡,故組織領導必先能爭取人才;先賢司馬光說:「為政之要、莫若得人,為官稱職,則萬務成治。」,得人之道則如曾國藩所言:「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故領導者要能廣收人心,發掘人才,引賢進諫,使萬方心悅誠服,坦誠地接受領導。
統御本質,以用人為主,如何將組織人力作一綿密的規劃,使權責清楚,而能作到分層負責,逐級授權,由此,使部屬從一定的方針,取一致之行動,以發揮最大的工作效率和行動能力。
二、領導講求形象的塑造,統御則著重組織之運用
領導者要能得人,必也先能塑造良好的形象,使各方景從,故必先著重本身之健全,先求達己而後能達人,以自身高尚的品德,諄諄教誨,而成為部屬信仰與遵從的重心。
統御則著重組織之運用管理,以權力約制部屬服從指令,採取所望之行動,故必先求組織之綿密完善。
三、領導為統御之本,統御是領導之用
由於領導講求精神道德的教化,而統御則著重法定組織權力的運用;前者為「理」的說服與教化;後者則為「力」的約束與服從;故要使組織有完善傑出的表現,必以領導為本而後講求統御之方法,亦即成功的統御,必先建立在完善的領導之上;否則一經挫敗,必致精神渙散,士氣消沈,而致全般崩潰。
質言之,領導著重內心,意志與精神之融洽,統御則偏重形式、態度與行為之服從,以期上合下行,協調配合,發揮整體戰力。領導是「柔」的撫慰,統御是「剛」的策勵。由於人性不同,各如其面,單憑柔性的潛移默化,效果不益彰顯,若純以剛性強制,雖可收立竿見影之效,惟不易使部屬心悅誠服,效果難期深遠,倘能剛
柔並濟,寬嚴互用,巧用慧心,必可發揮最大戰力,克敵致勝。
人性的內涵
「領導就是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事情,而且要作的像
個人!」
---- George Patton ----
人是構成各種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領導者是人,被領導者也人,因此人的問題,也經常是組織管理中最大,最根本的問題;由此,要能瞭解組織中的領導統御,就必先瞭解人性。美國二次大戰的名將巴頓(george
patton)將軍就說:「領導就是在適當的時侯,作適當的事情,而且要作的像個人!」。
人性是善言?是惡?諸子百家,曾爭論不休;佛家說:人有七情(即喜、、怒、哀、懼、愛、惡、慾),六慾(即由眼、耳、鼻、舌、身、意所生之意念);而此等情慾卻為世界凡人所共有,也由此驅動芸芸眾生在紅塵中的諸般作為。
近代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使人類對於自身人性的探索與瞭解更趨近系統化、科學化,並藉此逐漸建立較為精確的解釋(explanation
、預測(prediction)與控制(control)。而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軍方為瞭解並輔導徵召入伍的新兵,並評估其作戰與訓練狀況,乃使得心理學得與軍事學攜手並進,而成為一科際整合的新學科---軍事心理學(Military
psychology)。
在諸多心理學者的研究中,對於人性情慾的分析解釋,最為後人普遍援引的當推人本心理學派(Humanistic Psychology)的馬斯洛(Abrahan
Maslow)的「需求階層論」(hierachy of naads theory)他把人性的需求,按輕重緩急,由下而上,排列成階梯狀,如下圖:
自我實現需求
Self-actualization needs
尊重需求
Esteem needs
愛與隸屬需求
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
安全需求
Safty needs
生理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
壹、生理需求
人類為了維持生命乃有生理性的需求,包括:飲食、睡眠、溫暖、性等;此等需求是人類生存無可或缺的條件,否則生命將無以為續,故又稱基本需求。
一、飲食的需求
「飢而食,渴而飲」是動物攝食維生的本能;但在行軍作戰中,一支在前線作戰的部隊,其龐大的後勤補給,卻非易事;其中可因後方糧秣產量不足,運輸裝具缺乏或敵方的破壞阻擾等狀況而告斷炊;由此,一戰士要先有堅強的意志,忍飢耐渴,頑強奮戰;但假若部隊長期缺乏食物與飲水,不但影響部隊之體力,也必影響軍心之穩定。
一般而言,訓練有素而久經疆場的部隊,比較能忍飢耐渴,也通常會瞭解飢渴在戰場上乃兵家常事,所以不到嚴重的階段,是不受其影響的;相反地,他們會以有能力保持鎮定而感到驕傲,也因此可緩和士氣的下降。
二、睡眠的需求
在烽煙漫火的戰場上,部隊的領導幹部與士兵,經常須長期持續性地作戰,難有充裕的時間閤眼休息,因此必感疲憊不堪;而在過度疲倦的狀沉下,部隊易受驚激怒,武器之操作,行政效率皆受到影響,甚至嚴重地影響指揮官的計劃作為,與決心之下達;巴頓將軍說:「在作戰中,疲倦的『師長』,要比疲倦的『師』多,而『疲倦的指揮官,永遠悲觀』」。但一位疲倦的戰士,卻也可因榮譽感、自尊心與愛國的熱忱,而重新振作;故疲勞會影響士氣,但士氣亦可影響疲勞。
三、性需求
子曰:「食色性也」,性需求在人類社會文明中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帶來許多煩惱,引起言多注意,其原因是性需求比其也強烈性的需求,易於遭受挫折。
在軍中此一需求更顯特殊,因為:
(一)作戰部隊的士兵,均屬年青力壯的生育年齡。
(二)除了少數特殊的國家,作戰部隊中,幾乎是一個沒有女人
的世界。
因此,部隊中的性挫折,較之民間生活為大。
由此,部隊在勤務訓練之餘,必須提倡正當適切的休閒娛樂,如球賽、下棋、樂隊演奏,音樂戲劇的欣賞,可由此轉移士官兵對性的注意;繁忙的勤務,也可忘卻挫折;後方妻子、愛人、姊妹、母親的來信亦可無慰其心靈;當然,自古以來娼妓與軍隊就有其不可分割的關係,這固然可解決部份的需求,但也會造成性病的流傳而影響部隊戰力。
貳、心理需求
一、安全感的需求
安全感是人類心理需求的第一要項,人類從出生到自立,必須長時期地受父母呵護;因此,成長過程中若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如父母爭吵、分居、離婚等事,皆會造成小孩恐懼不安,而影響其人格的成長;而長大成人後,也都期待一安全、秩序、可預測、有組織的世界,俾便掌握遵循;但部隊在作戰中,面對的卻是不可預測,高度不確定,卻又攸關生死存亡的未來,因此恐懼擔心勢所難免;特別是戰鬥即將來臨之前。二次大戰時,盟軍擬登陸西西里島(Sicilia
I.)以切斷納粹德國對北非的補給線,這是歷史上最具雄心的兩棲咋戰----代號「雪契作戰」,由名將巴頓率美國第七軍團,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開始搶灘,結果步一師的新兵,竟然擠成一團,不敢下登陸艇作戰。
在執行作戰任務前,部隊幹部可藉下列方式消弭恐懼,提昇士氣並鞏固安全感:
(一)以行動驅逐恐懼:當士兵處於備戰狀態,懸念作戰來臨時,
恐懼會達到最高峰,指揮官當可藉著忙碌的工作,使士兵
忘卻恐懼;許多身經戰火的老兵甚至認為,到城市休假遇
到轟炸,甚至比在忙碌的戰火下更感恐懼。
(二)瞭解狀況可減低恐懼:適度告知當前敵我狀況,敵方兵力
多寡,武器性能,可能遭遇的地方;我方攻擊的目標,相
關之地形,使士兵心理上有所準備。
(三)以沈著冷靜,防止恐懼的傳染:團體中的情緒會相互感染,
指揮官當以其沈著冷靜,堅毅果決的風範穩定軍心;萬一
有士兵因驚慌過度而崩潰,應立即移開避兔情緒擴散;當
然平日的訓練與紀律的要求,也可抑制士兵個人的情緒,
遏止恐懼上昇。
(四)袍澤之情可減弱懼怕:在此患難與共的戰鬥組織中,彼此
情感的交流,同仇敵愾;可相互鼓勵與慰藉,使土氣意識
到雖在危險的戰鬥中,他們並不孤獨且人人皆是戰鬥體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由此激發榮譽心,而勇往直前。
其他如宗教信仰,對國家的忠誠,適當的幽默,甚至讓士兵相互討論如何減低恐懼等,皆是戰鬥行動中戰勝恐懼的良方。
而剛加入部隊的新兵也會因對軍中狀況,一無所知而心生害怕;另則,軍中管教方式迴異於一般家庭或學校,當然會有沮喪、懊惱、想家,然後發牢騷、攻擊尋求發洩等現象;因此,領導幹部在「鐵的紀律」下,更應有愛的教育,以愛心,耐心去瞭解每一士兵的習性,並從靜態、動態的資料去發掘其優缺點,必有助於其學習與訓練的進行,並可由此培養袍澤間親愛精誠,團結合作的精神。
三、自尊的需求
在群居的生活中,每一個人皆需要被肯定,受注意,並由此瞭解自我在團體中的重要性,而因此產生信心,以面對世界。
但是新兵入伍後,在嚴格的訓練下,急風暴雨的管教中,首先就會感受到自尊受到剝奪,一般而言,教育程度愈高者,其感受愈加強烈;也因此感受到行為挫折,甚至屈辱,如應當不良者,會漸失去信心,並且會有習慣性地疲倦,憂慮、易怒、侵犯攻擊等發洩性行為產生,故基層領導幹部,在訓練與管教中,必須特加留意輔導,並能因應時代變遷,改進管教技巧;尤其在此一民主理念被普遍肯定與接受的時代,每一個人對自尊心的要求當更為強烈。
四、自我實現的要求
心理需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實現,凡人在有安全感,被愛、被尊重的感覺後,就希望能充分地表現自我,贏取他人的肯定與欣賞,並將自己的潛能作最大程度的發揮;如音樂家作曲,畫家作畫,詩人寫詩,在創作中自可樂在其中;因此,每一基層領導幹部必也先能瞭解土兵的專長,適才適任,並欣賞其特長,適時地予以鼓勵讚美,使其得以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可是士兵在挫折中恢復信心、
進取心,並可因此增進部隊的向心力。
部隊基層領導幹部,外須瞭解人性的一般需求,並就每一士兵的家庭、教育、交友、個性、嗜好...等動態與靜態資料分析某個別差異,在紀律平等的要求下,另以適當的撫慰,期能發揮個人所長,適才適任(what
a man can be?he must be!)以發揮組織的
總體戰力。
領導統御的原則
Leadership in one of the most observed and least understood phenomenon .
---- James MacGregor ----
由於人性十分複雜,故由許多個人所組合而成的組織,其互動行為,自是更趨複雜,更難以理解掌握,因此組織的領導統御並無一定的準則可循;但大致可歸納出下述原則,俾供參考。
壹、領導的原則
一、大公無私
人類為了求取個體的生存,就必須保護自身的安全,並保護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源----包括食、衣、住、行...等,是故「人不自私,天誅地滅」;但身為領導者,卻必須儘量地捨去「小我」而謀求「大我」----組織的利益,否則必難以統率群倫,整合組織。
由於領導者有主掌團體利益的分配,必先有公正開闊的胸襟,始能一秉大公,不偏不倚地作下正確的決策,是故管子曰:「無私者可置之以為政」而「私意行則國亂。」故要能成為一成功的領導者,必先去除私慾,而後才能創造團體最大的利益。
二、以誠待人
誠者,不虛偽、不欺詐、心理坦白平直,言行誠正篤實。領導者唯有公正無私,心胸開闊,而後能誠正篤實地為人處事;諸葛心書曰:為將之道應戒:一、貪而無厭;二、妒賢嫉能。一個貪而無厭的領導者,必搜刮屬下利益,而中飽私囊,最後必然使組織潰敗;而一個無法容納賢良的領導者,必然使組織「出無將,入無相」,後繼也無人,在一片阿諛奉承中,組織就會土崩瓦解。
領導者除應誠心地善待部屬外,更當誠實地作事,認真實在地面對問題,紮實地訓練戰備;最後以誠出發,協調合作,己達達人,配合友軍,支援戰鬥,以發揮三軍一體的統合戰力,故先總統
蔣公昭示我們:「我們治軍治國,無論到如何境地,不怕國弱戰危,只怕自己不誠,不能感格部下,只怕部下不誠不實,不成其為一個人,如能真教成人人有誠,人人能實,使其官兵都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革命軍人,則其部隊數量較少,也能發揮極大力量,而且愈在非常危險時期,愈能發揮他天性所發的大無畏精神。」蓋惟有誠才能使上下一心一德,而團結鞏固,無妄無欺,協調合作,遂行任務。
三、以禮相尚
中國從古以來就自稱為「禮義之邦」,並以此作為分辨文明與野蠻----華夷之辨的標準;故傳統教育必以灑掃、應對、進退作為生活教育的起點;而後由此推衍出修齊治平的治國之道,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教成為中國傳統的社會準繩;及至近代,由於社會變遷迅速,禮貌仍是個人在組織生活中的立身之道,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
由於部隊任務特殊,守土衛民,事關重大而且高度「急迫性」(urgency);故其組織必須嚴密,動員必須迅速有效,因此,「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必養成下級服從上級,而這種絕對服從的理念,就必須自新兵訓練著手,以禮貌教育為起點,由外而內,自行為的服從,轉化為對上級領導的信仰與信任;而同級平行單位,則須相互敬禮,以示彼此尊重而利於相互協調與支援。須知:待人以禮並非表示自己地位的卑下,而正代表人格的高貴。
四、以身作則
作為部隊指揮官,其必也敏於事而慎於行;因為「上有好者,不必有甚焉」,領導者為部屬仰望的中心,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產生風行草偃的效應,「堯舜率天下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不以暴,而民不從之」;要能成功地領導部屬,必先在言語德行上嚴格地要求自我,大公無私,不貪不詐,服從負責,更須以主動積極的作為,先之勞之,以身作則,為部隊弟兄之表率。
貳、統御的原則
一、嚴密組織
組織是將人、事、物若干不同的個體作有計劃、有目的、有條理、有系統、有規律的組合;組織在綿密的配合下,能發揮層級節制,分工合作,協調連繫,脈絡貫通;因此如果組織愈加強固,則力量會愈堅實;連繫配合愈嚴密,則運用愈靈活,所發揮的功效愈加宏大。
現代的軍事組織日趨龐大,分工也愈形細密,必有賴嚴密的組織,方能發揮動員的效果,各階層指揮官必須講求科學的管理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根據任務與目的,明確地指導計劃作為,適時下達決心,督導新屬,以作為工作執行與考核的準繩;同時必依組織之法規實施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俾按任務職掌,各守分際,各司專職;不越權,不推諉、不避責,在組織之授權範圍運作,如此則「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工作執行過程,必也講求研究發展,使政令之推展執行,能以務實理性的態度,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代價,獲致最大的效果;且各級主管當嚴密督導,確實掌握工作品質,隨時修正缺失;對下級則監督而不干擾,授權而不卸責;而最重要的,當使組織在運作中「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革除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弊端,不致因人事異動而影響組織之運作與成長。
二、恩威並濟
感恩懷德之心,人皆有之,指揮官如能身懷報恩之心,盡忠職守,並澤被部屬;對所屬群僚善加教誨誘導,使其時時心存父母、師長、國家、社會的生育、養育,培育之恩;於生活與工作中知所回饋,而後乃能親如手足,上下一體,萬眾一心;此外,組織裡的人際關係,長官與部屬尚有「知遇之恩」。管仲因遇於鮑叔牙,乃能輔佐齊國,九會諸侯,建立霧;諸葛孔明則感念劉備三顧茅廬,畢生忠心耿耿輔佐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各級指揮官當能知人善任,為國舉才。
惟「恩」之為用並非布私恩,行小惠;私恩小惠是破壞大「公」的罪魁,亦是破壞團結的禍源。洪自誠說:「布私恩,不如扶公議。」;為上者對待部屬,應以崇高的理想,忠貞的節操,坦誠的胸襟,在國家至上,任務第一的目標下,關懷其前途,激勵其進取心,照顧其生活,指導其工作,同時獎其是,正其非,使部屬時時了解任務與職責,以培育其見義忘利、見危授命之德性,進而開創其前途,成就其事功者,遠較小恩小惠之施拾,更為可大可久。故領導者,對部屬之「施恩」,除培養其感恩回饋之心外,更要重視部屬之福祉,如生理、心理的需要,安全感、榮譽心及前途事業等,方能常保高昂的士氣,開創更佳之工作績效。
「威」之為用,有「聲威赫赫」,「威風凜凜」、「威嚴懾眾」、「軍威盛壯」等,均說明了「威」對人類心理上所產的震撼作用,同樣可增加領導者的「懾服力」。「威」乙詞對敵人、部屬、屬眾各有其不同的影響力,故樹立威望乃為部隊指揮官必備的條件。培養威望有二個途徑,一是個人的修養,從思想、品德、學術、能力與生活等各方面不斷進修,砥礪充實,經年累月,點滴彙集而成。荀子曰:「內不以自誣,外不以自欺。」,言行莊重檢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門生由此感受孔子:「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溫面廣、威而不猛,恭而安。」;能如此,則具有長者的威儀風範,使部屬能有「不怒而威」的感覺,心悅誠服地接受指導,安分守紀而不逾矩。先總統
蔣公說:「要建立威信,先要切戒輕浮虛偽,力求確實威重」,即是此意。
第二,是指揮官依法定的職責,在處理各種狀況與解決問題上所表現的公正、剛毅、明快、果斷的魄力,不為利誘、不畏權勢、無私無我、正義凜然的精神,由此獲得部屬及廣大群眾衷心的敬佩與肯定。如孫武奉令訓練宮中女兵,因紀律不嚴,毅然處決吳王愛姬。商鞅立木建立威信而昭示天下,也因此而贏得部屬之信服,而利於政令之推動。
「威」之建立,包括聲威、威信、威武、威望,綜合言之,乃大智、大仁、大勇的具體表現,絕不可私心作祟,殘殺異己,藉權勢欺壓良民,狐假虎威。
指揮官必須恩威並施,剛柔並濟;徒施恩而不立威,固可收攬人心於一時,久之,則流於驕縱,使組織功能癱瘓,無法達成所負任務。反之,若單賴嚴刑峻法,固可令部屬服從於一時,但刻薄寡恩,則部屬怨尤叢生,人心背離,絕難圖謀大事,故孫子云:「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為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惠,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之。」,「卒來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為必取」。
三、嚴而不苛
所謂「嚴」意涵甚廣,有嚴格、嚴密、嚴肅、嚴整之意;部隊指揮官,當以嚴肅的心情行事,不可輕忽怠慢,遵從上級之指示規定,以科學方法,客觀地考量,準確地評估,詳細擬定工作計劃,嚴格執行,排除萬難,貫徹命令,絕不半途而廢。
另則指揮官當常存「嚴以律己」之心,守法重紀,盡忠職守,一切規範,率先奉行,由此自律而可服眾,由「嚴以律己,而後「嚴以肅眾」。曾國藩說:「冶軍當以嚴為主,臨陣紀律不嚴,則無以振勇敢之氣,平日營規不嚴,則無以儆擾亂之風。」;只有嚴格管理,悉心經營的部隊,才能有嚴整的軍容和嚴密的組織,以發揮整體戰力。
但嚴格的要求,紮實地訓練,卻應避免違反人性,情理以及傷害人身尊嚴與權益等事宜;倘若幹部以權威的態度,作盲目無理的施為,而加以部屬,就是苛,苛則生怨;由怨則生恨,終至部屬離心離德,影響部隊的鞏固與安全。
四、通權達變
商鞅相秦,「治世不一道,使國不必古」,故而變法維新,富國強兵,使秦得以一統六國;現代的管理科學則強調「權變管理」(contigent management),認為組織之領導者,不可拘泥於僵化的制度與過時的思想,當因應時代、環境、潮流的變遷,權衡法、理、情,面對不同的個案(case
by case),調整出適切的步伐,方能創建可大可久的組織。
但權變的前提,則必基於適切的「授權」(delegation of
power),即上級單位依法定程序,將權限授與下級單位,令其能獨立作業,避免干擾,更不必凡事請示,延宕時機。巴頓將軍說:「所有成功的指揮官,都是有個性的人,有些需要督促,有些需要暗示;但幾乎沒有幾個需要約束的。」;由此當可瞭解,適當的授權,對連隊管理或作戰指揮,當有其「正向功能」(eufunction)。
成功絕非偶然,成功的領導者更屬不易,以上列舉的諸項原則,雖不必奉為金科玉律,卻也是抽取前人累積無價的經驗而後得致,當可為基層部隊之指揮官參考援引;當然,指揮官在實戰中,切忌死守準則,必也視狀況之變化,巧用慧心,通權達變,畢竟直至今日,「領導是世界上最受矚目,卻也是最難以理解的現象!」。
基層領導幹部的角色扮演
Managers are people do things right,and leaders are people who do the right
thing.
----Gary.A.Yukl----
將來身為部隊中的基層領導幹部----班長、排長、輔導長或連長,各位可能會因直接面對士官兵的日常問題,而必須扮演下列角色:
一、父親(Father:Power and Command)
傳統父系社會的家庭組織中,父親經常是一家之主,其言行決策為全家大小所仰望遵循;他具有分配利益,仲裁糾紛等「權威性」決定與執行的權力,因此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常以「父權」(Paternalistic
Authority)或稱(Patriarchy)名之。
由於軍事組織的特性迥異於一般社會上追求以「最大利潤」為目標的工商企業組織;更非自由開放的大學社團----志願性組織所可比擬;而且軍隊存在的目的乃在於保國衛民,故組織的目的非比尋常,決不可輕忽怠玩,否則國家社會的安全,可能遭受無可彌補的傷害;故其任務之執行也多具急迫性(urgency),必須要求高度的效率(efficiency)與效果(effectiveness);由此,必須組織嚴密,動員迅速,始克有成。
對於不同性質的組織,有不同的領導方式。企業組織其領導方式,經常可藉「外在誘因」(extrinsic incentive),例如年終獎金等,來激發工作士氣;大學社團外必須以興趣相結合,以奉獻犧牲的同窗友誼來推動社務,其領導方式則須以「內在誘因」(intrinsic
incentive)----例如:社長先之勞之,同學們相互勉勵,共同參與,一起追求自我實現,體會助人服務的樂趣。
但部隊的指揮官,其首要的角色扮演,就是依其「職權」進行統御,以雷霆的手段,揮動指揮刀,排除萬難,進行命令與支配;由此部隊的基層幹部必先樹立起自己的威嚴,「君子不重則不威」,慎言篤行,不輕浮躁進,始能為屬下敬重,而後一呼百諾,貫徹命令;由此,基層領導幹部首應扮演的角色就是「嚴肅的父親」,藉著職位所賦予的權力,進行統御。
二、母親(Mother: Love and Passion)
傳統的家庭組織中,母親是溫柔慈愛的象徵,她會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哺育嬰兒長大;而她在傳統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恰與嚴肅威權的父親相互對照,陰陽相應,剛柔並濟。
部隊中的士官兵,均來自社會上的各個家庭,他們也都是「父母親的兒子」,現因國家的徵召而入伍服役;並因任務所需,交付各位幹部領導管教;各級連隊幹部自當有此義務妥善地加以照顧;克服經費預算的困難,增益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上的硬體設施;並以誠信公開的原則管理運用,以造福連隊全體弟兄。
各連隊幹部也當能就士官兵之日常起居,見微知著,察顏觀色,瞭解士官兵生活上的諸般問題,並迅予化解;例如:病痛疾苦,家庭變故,感情糾葛,財務紛爭及其他特殊事故。各級幹部當從知兵(官)識兵(官)作起,悉心體察部屬所面臨的問題,協助其妥善處置,排除其困難,並視狀況逐級反應;使每一士官兵均能安心在營服役,並感受到團體生活的溫馨,由此思源報本,愛護社會國家;其他如伙食飲水,衣著保暖,行軍宿營,在不影響教育訓練的原則下,應力求改善,務期全體士官兵均能在身心健康,精神與物質平衡的狀況下,合衷共濟,團結一致,展望高昂的戰鬥意志。
三、兄長(Brother:Lead and care)
父母親的角色,經常是以長輩對幼輩,以上對下,而「兄長」的角色,則是較為「平權」的領導。在部隊的統御中,指揮官慣常以上對下作權威式的指導或訓示;但有些心理問題,在「輔導」的過程中,都須擺脫訓示或指導的長者立場,而以較平等----譬如同儕團體(Peer
group)的角色,從旁提供參考性意見,與其諮商對策,謀求解決;尤其各位年齡與服役士官兵相近,或稍長幾歲,思想、興趣、嗜好較趨一致。
舉例而言,在前線服役的弟兄,某日獲知其在台女友移情別戀,情緒低落;貴官身任第一線排據點指揮官,則可以「過來人」或「同理心」來善加規勸,不必事事作苛責訓示,更不可藉此譏諷調侃。
四、老師(Instructor:Persuation and Education)
軍事教育為國家教育體制的一環,只要是身心健康,家世清白,無作奸犯科之適役青年,皆有入伍當兵,接受軍事教育與訓練的權利與義務;而這些士官兵皆來自大社會的各個家庭、團體、職業,其組成自是良莠不齊,十分複雜,其中可能有部份曾沾染惡習而未改者,或有服刑期滿出獄後回役者;他們可能將有許多不良的嗜好,
如:賭博、吸毒、飲酒、嫖妓……等不良習性帶入軍中;因此,連部基層主管,當然得予以特別地輔導與教育。
各位同學受完大學或研究所教育,取得學、碩、博士學位,經甄拔考選而擔任部隊基層領導幹部;對個人與國家而言,實皆有重大的意義;各位學有專長,知識眼界當較一般士兵為高,可堪為人師;因此,如能藉著服役期間,報定回饋國家社會的心境,以師長身份對弟兄教忠教孝,循循善誘,耐心教化,或可因此增進其知識,消弭其劣行,對國家社會及其個人必可貢獻良多;否則,此等頑劣之徒,如再回流社會,必將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身為國軍領導幹部,職責重大,必須適時適切,因時因地,拿捏分寸,調整自我的角色扮演,以高品質的領導統御,教育輔導,期能締造連隊高昂的士氣和堅強的鬥志。
其中正如管理學者尤可(Gary.A.Yukl)所言:「管理者是把事情作好,而領導者卻必須把事情作對。」;中華民國國軍必因各位優秀幹部的加入與積極貢獻,而日趨精實壯大。
基層幹部的素養
「偉大的將領.‥其機智與才能,要能與性格、勇氣相
互均衡。」
---- Napoleon Bonarparte----
任何偉大的政策,都必須自上而下,最後落實於基層的執行;是故基層領導幹部,其職責重大,角色複雜;其領導品質的優劣,就決定政策之成敗,而要能成為稱職成功的領導幹部,必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高尚的品德
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古今中外,任一成功的領導者,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尤其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儒家德治的思想十分濃厚,大學中所謂「修、齊、治、平」的施政邏輯,幾千年來深植人心,為歷代宿儒口誦心維,恭行不渝的圭臬;是故孔子曰:「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唯有高尚的品德,方能「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兄,作之長」,成為部屬信仰追隨的中心。
作為部隊基層幹部,其必備的道德素養為:
(一)忠貞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朱熹註曰:「盡己之謂忠」;作為革命軍人,其任務在保衛國家安全;故必須忠於國家,忠於社會人群,忠於職責;不計個人得失利益,直反不縮,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後其俯仰之間,必無愧於天地。
(二)寬恕
恕者,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領導者為政處事,必也抱定寬宥容人之心,大度包涵,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為國舉才育才,建立制度;如此,其心境開闊,思路寬廣,自有源源不絕的決策資源,其行事也自能縝密週到。唐朝太宗能盡釋前嫌,錄用魏徵為相,並能克制個人情緒,傾聽其耿諤諍言,也因此能開創「貞觀之治」,建立大唐聲威。身為領導幹部,必先報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胸懷,諒解屬下無心之過;虛懷納諫,接納別人逆耳忠言,如泰山不厭拳右,如江海容納細流;則部屬如沐春風,群眾如百川東歸,必能由此凝聚人心,發揮集體戰力。
由於忠貞精神的發揮引申,則又可產生:
(一)不屈不撓的堅強毅力。
(二)不推諉塞責的任事擔當。
(三)不退縮逃避的主動作為,
而由「恕道」則又可推衍出謙虛忍讓,互助合作,協調溝通
的處世態度;這些修養亦皆為任一成功的領導者所必備的條件。
二、卓越的能力
當代管理學中,常認為任一成功的高、中低層主管應具備概念能力(concepture ability),人群關係(human ability),技術能力(technical ability),如下圖:
高層
中層
低層
(一)就技術能力而言:
部隊各階層之指揮官,當能熟練各項火炮兵器之操作,保
養與故障排除;精通相關階層之戰略、戰術與戰技。
(二)就人群關係而言:
必須忠於國家,勇於任事;嚴以律己,虛懷納諫;對上服
從長官,貫徹命令;並能與友軍同階,相互尊重,協調溝
通。
(三)就概念能力而言:
必須能執簡御繁,處事明快;並能不斷地尋找問題,提出
解決方案,注意研究發展,革新開創;使組織不斷地在變
動的環境中精進,此為高級主管人員,最當強化的素養。
此外,一位成功的指揮官也當具備下列能力與素養:
(一)敏銳的觀察力:
領導者對人、事、時、地、物的觀察,能洞若燭然,明若
觀火,判斷精審,剖析入微,則必能明辨利害,防微杜漸,
防範未然,避害就利。世變曰移,環境複雜,動亂是非,
忠奸善惡,防範意外事故的發生。然敏銳的觀察力,則有
賴豐富的閱歷經驗與卓越之資賦學養;閱歷經驗,可由各
種職務或工作中歷練;資質雖人各不一,但可自學術中增
強。
(二)果敢的決斷力:
基於膽識與魄力,產生出真純意念與勇氣,在責任上顯現
提得起、放得下的擔當,才能從容不迫,當機立斷。決斷
基於熟慮,熟慮的過程是理性的分析,客觀的思考,精確
的決斷;否則決斷失明,則變為專斷,專斷足以僨事。曾
國藩說:「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
斷自己之事,為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而
事急不斷,禍至無日;尤其軍旅兵戎,勝負決於俄頃,猶
豫遲疑,輕則逸失戰機,重則覆軍損將,吳子曰:「用兵之
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三)機警的應變力:
當前的社會變遷迅速,時間在變,人事在變,社會形態與
傳統價值觀念也在變;武器科技的發展更是曰新月異;資
訊發達,交通便捷;知識的累積又加速變遷的進行,由此
無論工商企業,行政機關或軍事組織,任一團體的領導者,
均須具有機警之應變力,方能面對瞬息萬變的狀況,主動
掌握契機以因應變局而適當處理。
無論社會或戰場,猝發突發,多半有其複雜的背景因素;且時間緊迫,急如星火,故應具機敏之反應行動,從容不迫的沈著態度,方能在有限的時間,迅速而有效地主導與控制。陶覺說:「事當危急,務宜應以從容,時極張星,務持以鎮定。」諸葛亮說:「將聞變而不亂」;一件事情不管是偶發,或有計劃的突發,處理時切勿躁進求功,惟有冷靜沈者,才能適切處理,有利於控制某惡性擴展,是故要能應變,必先沈著。
其次就是靈敏的反應;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當察覺面對狀況呈顯異常時,必須聯想研判,注意徵候,一葉知秋,始能弭於未萌,惟靈敏的反應與敏銳之觀察密不可分。最後,當保持高度的警覺,以防微杜漸。吳子兵法曰:「出門如見敵」、「雖克如始戰」。
拿破崙說:「欲在人身上,發現一個偉大將領所具備的各項品質,實屬難得;最理想的,就是其機智或才能能夠與性格或勇氣相互均衡,能如此就與眾不同了。如果一位將領的勇氣較大,他會魯莽從事於他能力以外的事;反之,他的性格和勇氣,不如他的才智時,那他會不敢施行計劃。」。如果一位領導者勇氣大於其機智才能,他就會陷於大膽妄為;反之,如果他的勇氣不如他的機智才能,又會陷於遲疑或怯濡的境地;所以領導者天賦與學誠兼備,智勇平衡協調,乃能塑造其卓越的才能。
三、廣博的知識
成功的領導者,固可因天生異秉而高人一等;但環境的歷鍊和後天勤奮不輟地學習,才是其中的關鍵;尤其處於此一「知識爆炸」的資訊時代,領導者更須具備豐富的學養,始能面對此一變動複雜的世界,迅速地掌握問題,化解困難,而一位當代的軍事指揮官,必須具備下列學養:
(一)哲學
哲學是「窮理明德」之事,是精神修養的基礎;革命軍人 必先瞭解,「軍人者,擁護國家者也」,由此,藉嚴謹清晰的邏輯思維、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務、知彼此、重原則,瞭解群己關係與死生之道,而後能忠於國家,勇於任事。
(二)科學:
科學的意義,不僅是飛彈、船艦等高科技武器之研發製造; 也包括科學的辦事能力與精神;山中先生曾說:「夫科學者,系統之學也。」;科學的精神為求真、實、求合理;其方法為有步驟、有系統、有條理、並因應時代、環境、潮流之變化,革新精進。
(三)兵學:
當代的軍事學(Military Science),其意涵甚廣,不徒指兵器硬體的研究改良,也包含軟體的作戰指揮,戰技、戰術、戰略之研究,行政管理,教育訓練,後勤補給等作業。
作為基層領導幹部,必以哲學為基礎,以明事理;以科學的方法進行計劃、執行、考核;並強化自己的體能戰技與戰術修養。隨時注意進修,提昇自我,與時俱進。
四、強健的體魄
有強健的體魄才有充沛的精力,有充沛的精力才能適應繁鉅的工作而擔當大任,古今名將賢臣,能成就彪炳輝煌的事業者,不僅智慧才略異常,亦且精神體力過人。
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王商容貌奇偉,使來朝單手倒退不還;項羽力能扛鼎,江東子弟樂於追隨;史可法督師七日,目不交睫,故能率一旅之師,據揚州抗禦清兵;拿破崙在戎馬倥傯中,每天只睡四小時,故能行蹤迅捷,主宰戰場;俾士麥筋骸強固,甘冒風雪寒暑,攖患難勞苦而立非常的功勳;由此可知,「一分體力一分精神;「一分精神,一分事業。」
而要強健體魄,必須注意鍛鍊與節制;平日生活應培養作息正常,起居規律,飲食有度,經常運動,並持之以恆。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久鍊成金鋼,習慣成自然。曾國藩說:「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然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曰不能忍飢耐勞,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習性之養成,體力之鍛鍊,非一日而可就,必也腳踏實地,忍飢耐苦,日積月累,嚴格地自我要求而獲致。
另則平日生活,當戒除一切不良生活習慣,如暴飲暴食,不講衛生,通宵賭博,夜不眠,朝晏起等惡習;舉凡歌台舞榭,酒色淫慾,均為傷身敗體之媒,斲喪心志之首,輕則戕傷身體,沮喪心神;重則傾家蕩產,身敗名裂,皆應為領導者引為炯戒而自我節制,避免沾染。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
「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 ---《淮南子.兵略訓》
目 錄
緒論......................4
第一章 先秦主要學派兵學思想..........7
第一節 先秦兵學思想發達的原因........7
第二節 儒家的兵學思想............8
第三節 道家的兵學思想............11
第四節 墨家的兵學思想............12
第五節 法家的兵學思想............15
第二章 「兵聖」孫武與「兵經」《孫子兵法》...20
第一節 孫武生平與《孫子兵法》簡介......20
第二節 孫子兵法論「決策」..........22
第三節 孫子兵法論「形勢」..........25
第四節 孫子兵法論「詭道」..........28
第五節 孫子兵法論「統御」..........30
第三章 先秦其他兵家的兵學思想.........35
第一節 吳起《吳子兵法》...........35
第二節 司馬穰苴《司馬法》..........38
第三節 孫臏《孫臏兵法》...........40
第四節 尉繚《尉繚子》............43
第四章 先秦兵學思想的發揚與拓新(代結論)....49
第一節 先秦兵學思想的特性..........49
第二節 先秦兵學思想的發揚
--兼論唐•李靖及其《李衛公問對》...50
第三節 先秦兵學思想的拓新..........51
附圖
一、 東周戰士防護具..............54
二、 東周戰士長兵器、遠射兵器.........55
三、 周元戎圖.................56
四、 步戰示意圖................57
五、 司馬法握奇營圖..............58
六、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59
七、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60
參考書目....................61
緒 論
翻開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幾乎篇篇都有「戰爭」這個字眼。今天我們雖然已無法對歷史上所發生的戰爭作出確切的統計,但有一點非常明確的,凡是戰神利劍所到之處,那堛漸芢F便遭塗炭,家園廢為荒丘,所以中國先哲老子曾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三○章》)。人們在痛苦的磨難中逐漸認識到:戰爭的爆發不是孤立的,它受政治、經濟等諸多條件的制約,勝負尤與政治息息相關,因此古人又說:「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叛)其上,則兵弱矣。」(《淮南子.兵略訓》)在這堙A它清楚地揭示了戰爭、政治和人心向背三者之間的關係,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的道理。
既然戰爭的陰影時時籠罩在人們的心頭,戰爭也帶來嚴重的災害,那麼如何以正義之師消弭戰爭,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戰爭的勝利,便成為歷代軍事家所追求的目標。在此前提下,戰爭藝術、軍事理論、兵學思想等學科應運而生。
研究戰爭的學問稱為兵學,記載兵學的書籍稱為兵書,精通兵學的人,稱之為兵家。中國現存最有名的兵家和最早的兵書當是春秋末年孫武和其所著的《孫子兵法》,有人說它是兵學的鼻祖,但從其內容的博大精深,理論的縝密嚴謹,以及被推崇為「兵學聖典」的美譽上看,其完善和成熟為世所公認。也由於此,反使後人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兵家和兵學典籍。事實上,任何事物都有萌芽、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國的兵學思想或軍事理論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在無數次戰爭實踐和軍事活動中,經過不斷總結,反覆提煉,由感性到理性的產物。
早在西元前三千年中國傳說時代的某一年,在 鹿(今河北北部)附近的阪泉,黃帝族與炎帝族進行一場惡鬥。炎帝族施展的火攻術頻頻奏效,黃帝族的進攻連遭挫折。但經過三次決鬥,炎帝族終被黃帝族所降服,並與黃帝族結為聯盟,黃帝乃「振德修兵(提倡仁義,振興軍事)」,共同對付強大的蚩尤部落。但是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用金屬五種新兵器),仗刀大弩,威鎮天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授黃帝兵符」。(註1)不久,在 鹿平原上,黃帝設計破蚩尤的九黎兵,並斬殺蚩尤。是時黃帝採「平而去之」的策略,使四方來歸。(註2)
中國第一道「兵符」,出自「玄女」,就算是神話,這神話的軍事思想也夠得上豐富。約在西元前三千年時,蚩尤擁有犀利的新兵器,連黃帝都仰天長嘆的怕他們,可是「玄女」的「兵符」的錦囊妙計卻令他們敗績。這正是謀略自古就勝於蠻力及堅甲利兵的例證。如果不是黃帝抱著「平而去之(既用兵力平亂之後,就離開而去他處,不佔領其領土,不俘虜其人民)」的軍事思想,則蚩尤其餘八十個兄弟首領,想求全其八十個姓的黎民百姓,恐怕都很難。又有一說認為黃帝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據說是謀臣風后(傳說中指南車的發明者)給他講授了一本名為《握奇經》(註3)的兵書,黃帝從中學得排兵布陣之法,甚至能「呼風喚雨」。因此,人們進而把黃帝說成是「兵法始祖」。說當時有排兵布陣之法,似有道理,因為原始社會末期的長期部落戰爭,會總結一些戰法,說是有兵書就是穿鑿附會,因為當時尚未有文字。
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時間稍晚的金文。甲骨文和金文內容極其簡單,其記載軍事和戰爭的內容,亦只是一些零星片斷,尚未達到「書」的系統性,但卻是研究殷周軍事史的第一手資料,因此被認為是兵學思想的萌芽階段。直到西周時期才有《軍志》、《軍政》這兩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的著作出現。這兩部書並未留傳至今,只是在《左傳》和《十一家注孫子》(註4)中引用了某些段落和詞句而已。
由於西周戰爭的戰爭頻繁和周王室控制地域的擴大,都要要求建立一支強大的武裝,於是「西六師」、「成周八師」應運而生。軍事制度的逐漸健全,青銅冶煉日益發達,使兵器的性能不斷改善,為戰術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當時戰術有設誘伏敵,聚而殲之;戰前用間;戰鬥中佯攻正面,迂迴側翼等,加之社會上尚武風氣濃厚,貴族子弟更有六門必修課----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射、御便是屬於純粹的軍事教育。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的「鄉射」,又為他們提供施展軍事才能的場所。在這種環境之下,《軍志》、《軍政》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中國兵學思想已初露萌芽而發展。
春秋戰國時代可說是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但爾後整個中國有關兵學的討論範疇、思想的發展,卻難逾越本時期各兵家之所論,故當討論中國的兵學思想時,先秦的兵學思想有其一定的價值和歷史定位。本論文之目的,期撇開時下那種以「兵法應用」為研究者,視「兵法」為萬能而近似穿鑿附會的擴張解釋之弊,還原先秦兵家的兵學思想。其研究方法,概以文獻分析法和歸納法為主,追溯本源地專論中國先秦的兵學思想,分論四章:第一章略述先秦兵學思想所以發達的時代背景,並說明主要學術流派的兵學思想;第二章專論「兵聖」孫武及其所著「兵經」《孫子兵法》;第三章論述先秦其他兵家的兵學思想;第四章闡述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特點及其影響,為本章結論。
註 釋
1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
2 以上事略,見《史記.五帝本紀》。
3 《李衛公問對.卷上》:「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
謂《握機文》」。鄔錫非注云:握奇文,古兵書名。亦作《
握奇經》、《握機經》、《幄機經》。一卷,共三百八十餘
字,舊題為黃帝臣風后所撰,漢公孫弘解,晉馬隆述讚,其
實為後人所託。見氏著,新譯李衛公問對,台北,三民書
局,民85年1月初版,頁19。
4 詳見本文第二章。
第一章 先秦主要學派兵學思想
第一節 先秦兵學思想發達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可謂是中國兵學思想大放異彩的時期,這是與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息息相關的,是在軍事鬥爭需要的推動下產生的。
首先,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變革時期,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到軍事等諸多領域,都發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革。井田制受到土地私有制的有力挑戰,呈瓦解之勢;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制,經春秋、戰國諸侯間「亡國滅氏」的兼併戰爭,已變得名存實亡。周初分封的千餘個國家,到秦統一前只剩「七雄」,許多宗族國被歸併於大國的統治之下。無怪乎孔子長嘆世道「禮崩樂壞」,國將不國矣。以往只有天子的姻親才能擔任百官的宗親貴族制,被選賢任能的封建官僚制逐漸取代;分封制也失去了存在依托,被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所取代。貴族軍隊則被聽命於朝廷的國家軍隊所取代;其將領也由貴族變為以特長致士的官吏;「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學紛紛設立。一些沒落的貴族與掌握了知識和技能的平民組成社會上最有文化教養的「士」這個階層,許多政治家與軍事家都出於其中。正是由於周王室喪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以及各諸侯間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均勢被打破,各諸侯都想趁亂擴充實力,擁有霸主地位,進而統一天下。戰爭頻繁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人們也從中吸取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人們迫切需要一種能夠指導戰爭的系統化理論,這為兵學思想和理論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而「士」這個階層正堪當此任。(註1)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領域極其活躍,各學派暢所欲言,百家爭鳴。由於君主和王公貴族為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而求賢若渴,禮待士人,因此學術的發展才有自由的空間,可以不受君主意志的支配,較為客觀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這對於兵學思想的產生尤其重要。因為戰爭是極其殘酷的,是以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為目的的,這是一個嚴肅的現實課題,它要求兵家採取審慎、理智的態度,研究和總結出用兵之法,以為指導戰爭之用。
再次,諸子百家獨樹一幟,各暢其言,紛紛著書立說。各學派的代言人雲遊四方,穿梭於諸侯之間,廣泛宣揚自己的主張,以期得到君主的青睞。兵家也不甘落後,為爭得一席之地,憑藉手著兵書去迎合君主們稱霸的需求,藉以扣開仕途的大門。他們一旦被君主重用,榮華富貴自不待說,單就輔弼君主成就霸業,留得一世美名這點足使人趨之若鶩。
綜上所述,中國兵學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豐富和發展,出現兵學研究的一個高潮,實是時代的產物。當是時,諸子百家學說之中,後世雖知有「十家」(註2),至體系博大,綜論全盤,卓然自樹壁壘者,則有儒、道、法、墨四家,皆含有兵學思想。至若兵書五十三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計著述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註3),雖與諸子分列,其實性質上兵家原本就是諸子的一支(註4)。
第二節 儒家的兵學思想
中國儒家之思想政治係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的王道仁政,孔子謂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厚往而薄來」(註5)和《禮記.禮運》大同篇所載,均是王道仁政的具體表現。而此種王道仁政思想所體現的戰爭觀,厥為義戰思想(註6)。今論古典儒家之兵學思想,專取孔子、孟子、荀子(註7)三子之言論述之。
首論孔子「足食足兵」與「弭兵」。春秋之世列國日尋干戈,孔子絕不會棄軍事而不談。《孔子家語.相魯》:「哀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可知孔子重視軍備。其之所以不答孔文子和衛靈公之問軍陣(註8),特以治國之道,政事比軍事重要,政事不理,雖有銳甲之兵,亦無用處;且衛靈公為無道之君,故答未學。然其武備,並非窮兵黷武,而是以人民有充足的糧食為前提。惟有食足兵足,則民有安全感,對於政府才有信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註9)。
春秋後期,各國均有厭戰之心,但魯襄公二十七年(西元前五四六年)宋 (今河南歸德) 右師向戍所提弭兵(休戰)之議,縱使對小國有利,列強未必相信其能實行(註10),更何況列國在互相猜忌之餘,自不免擴充軍備;既然爭相擴充軍備,必感維持軍備之艱難而有所發展。各國自不欲坐待敵人來攻,然後禦之。所以擴充軍備,勢必引起相互攻戰。故孔子不尚空談,一切依實際需要出發,所謂「使民以時」(<學而篇>)、「安無傾」(<季氏篇>)都是國防思想,亦即是武備。
對於用兵之事,孔子視之為凶事,故於其無事之時,謹慎謀慮、教民以戰。「子之所慎:齋(祭祀)、戰、疾(生死之事)。」;又「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憾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篇>)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篇>)即平時做好戰時準備,教民以作戰方法,一旦有事即可動員應戰。至若必不得已而用之,必為伐不義之戰。「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桓弒其君,請討之!』」(
<憲問篇>)。
次論孟子「統一」、「王與霸」和反戰思想。孟子生於戰國初期,列國力征,攻戰不已,而卻沒有一個國家力足以統一天下,故認為天下「定於一」的理想絕不是武力所能達成。「孟子見梁襄王,出與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以為天下必須「定於一」,而後人民方能脫離戰爭之禍,其法則為施行仁政,仁政亦即為王政,主張「仁者無敵」(<同前>);「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離婁上、盡心下>);「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公孫丑上>)。又謂:「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同前>)
戰國時代七雄日事攻戰,黎民陷於塗炭,欲求和平,非統一不可,欲求統一,非用兵力不可。但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野。此所謂率土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闢) 草萊任(分)土地者次之。」(<離婁上>)又曰:「有人曰我善為陳(陣),我善為戰,大罪也。」(<盡心下>)是孟子反戰思想。至若必不得已而用兵,則更主張義兵,深惡痛絕那種「糜爛其民而戰」的不義戰爭。他認為春秋時代已經談不到「義戰」,更何況在他那個時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同前>)孔子作春秋,每論諸侯相攻,都說他們不合於義,不過,相較不義的戰爭中,仍有比較善的,但並非義戰,仍是不義。惟有「取之民悅」的「弔民」之戰(<梁惠王下>),才是仁義之師。
另孟子最具特色的國防思想,應為:「天時、地利、人和。」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人民離棄)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公孫丑下>) 把握天時以便人民蓄養生計乃能富民富國,孟子再三強調「不違農時」,「無失其時」,「勿奪其時」(<梁惠王上>)。另一方面在用兵時更要掌握有利天候,及有利契機,方能克敵致勝。地利可依攻守之需要,運用地形之險易「以助長兵力」。不過以上兩者雖然重要,但都不及「人和」之關係重大。孟子更申論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離婁上>)(註11)
荀子仍以仁政論國防,雖無「仁者無敵」之言,但卻將其觀念,做了深入論述,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附民」就是以民為依歸,也就是要「愛民」、「利民」。荀子更進一步將行仁政之抽象意理加以具體化,提出:「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可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損)社稷也。」為什麼?荀子解釋曰:「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
以上引自《荀子.議兵》)「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王霸>) 凡此均知荀子從道德層面造成國家和諧,上下一心之局面,從而鞏固國防。
在戰爭觀方面,荀子認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議兵>) 既為義兵,則「不殺老弱,不獵(踐)禾稼,服者不禽(擒),格(拒捍)者不舍,奔命(奔走來歸)者不獲(獲之為囚)。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議兵>)在作戰遂行方面,反對不聽將軍之令而憑個人之勇的作戰行動,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同)。」此外,既戰之時,不僅主張先謀,也不排除權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者,而兼權(平輕重)之,孰(甚)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不茍>)「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地)益(增多),所以守者(守地之人)損(減少),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弱)也。」(<王制>)
總之,孔子、孟子、荀子雖各有其獨特的主張,然強調仁政立國、強國之道,實為儒家的中心思想。但由於所處時代各不相同,其所言乃有程度上之差異。孔子處春秋之世,以維護封建體制為出發;孟子處戰國初期,封建制度早已被破壞,而變為列強割據的局面,整個局勢演變為統一問題,但卻無任何一國足以為之,既無任一武力一統天下,乃力倡「以民為貴」;荀子生長於戰國末期,秦之國力已超過於各國,而秦之地勢又便於征服山東諸侯,荀子不反對武立統一,固有理由。又儒家只言為何而戰,卻未論及如何而戰,故無完整之軍事思想。
第三節 道家的兵學思想
道家以老、莊為首,其政治思想在於無為而治(《老子道德經•四十八章》、《莊子•天地》),因此在兵學思想上,亦主張「無為」(<五十七章>、<列禦寇>)。無為如何能守國,在於消極的作為上是持「不爭」(<八、二十二章>)
和「持柔弱」(<八、七十六、七十八章>);在於積極的作為上應從「知足」和「寬容」(<三○章>)做起。但國家對於軍事武備也非因此而棄防不備,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八○章>),而且認為兵乃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三十一章>)。(註12)
道家思想特別與陰權合流,老子雖持反戰態度,然其論兵粹語甚多,故或以《老子》為兵書,或以老學深受兵學啟發,雖未必如此,然兩者思想容易契合,蓋為定論。(註13)深論道家之兵學思想,從四個方面分述之:(註14)
第一、 「慈故能勇」為其基本觀念。曰:「我有三寶,持而有
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下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七章>)
老子所謂慈,乃守善之人,即養勇之人。非養慈愛於浩然之氣,誰能發為至剛之勇?是故我能仁民愛物,則物與我為一,是之謂慈。蓋國家對人民以慈,人民必熱愛其祖國,上慈下愛,合為一體,倘遇敵兵侵略國境,則人民將賈勇出力,並節約輸財,以我兵雄財富,猶不敢為先;反之敵恃以強,我守以謙,故能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戰則無敵天下,守則眾志成城。實若不得已而用兵,當必講求戰略戰術,以勝利為優先,故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五十七章>)。
第二、 心理戰--精神大于物質。道家大部份人生思想和心裡戰
運用的原理,都來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四○章>)兩句。所謂天道循環,運行不息,可天道的運行變化到極點,卻不能因此停止;既不能停止的繼續運行,將必是由極點漸漸變成不是極點,而與原來未至極點的情勢相若。這種發展回來的運行趨勢,就是「反」。「道」之整個動態如此,為「道」所生之宇宙萬物,其運行旨趣亦是如此。
因為有「反者道之動」,才生出「弱者道之用」。「強」「剛」與「弱」「柔」是相對待的,但在「反者道之動」的作用中,一切強弱剛柔的對待,不過是暫時分別而已,剛強者不會永遠是剛強者;抑有進者,其在正反兩面對比被取消時,剛強者因太突出、曝露,還要再受到威力摧折;柔弱者因居屈縮潛藏的地位,既有剛強者首當其衝,反倒安全無險。(<七十六、二十二章>)故曰:「柔弱勝剛強」(<三十六章>)「守柔曰強」(<五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四十三章>)。強弱真諦如此,惟有把握「弱」,才能獲得真正的「強」。
第三、思想戰--思想重于武器。道家「無為」學說並非純然消極,他是以消極為積極;消極是方法,積極是目的,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三十七章>) 。又曰:「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就是對「自然和諧」、「自然秩序」不加干擾,其旨趣像似自由經濟之不干擾個人發展一般。「自然和諧」、「自然秩序」既不受干擾,便自然會使萬事萬物作到好處。此外,老子更提出「力行」(<四十一章>)、「圖難於易」、「為大于微」(<六十三章>)、「以靜制動」(<三十七章>)的精神,正與我現行軍事哲學思想相符。
第四、謀略戰--道術勝于強權。兵不厭詐,謀略為先,為我國自古相傳之軍事思想,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又曰:「勇于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七十三章>)
是講求謀略的真勇,方能勝利在握。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六十八章>)是謂指揮若定,不為敵人所乘,且能因敵而勝。又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三十六章>)此言軍事國防設施為國家之機密,民命所繫,不輕言暴露示人,還要示弱以驕縱敵人,使之自取滅亡。以上這些權謀的道理,固要教導吾人習得陰險手段、欺詐方法以對付的人,同時亦是勸吾人努力向上,不可驕滿。
第四節 墨家的兵學思想
墨家以墨子後為宗,墨子較孔子晚出,生於春秋末,長於戰國初數十年,正值春秋至戰國之蛻變時期,其目睹與感受者,必特深刻。墨子以敏銳之觀察力,理智之分辨力所倡之墨學,與儒家並稱顯學(註15),其教育之成功,與孔子相提並論(註16)。
今論墨子人格之所以偉大,亦正在其匡時救世之胸襟;而其學說之所以傳揚,亦在匡時救世之方案。其所謂「對昏亂之國家,或當國家昏亂之時,應提倡尚賢尚同;對貧窮之國家,或當國家貧窮之時,應提倡節用喪葬;對熹音湛湎之國家,或當國家熹音湛湎之時,應當提倡非樂非命;對淫僻無禮之國家,或當國家淫僻無禮之時,應提倡尊天事鬼;對務奪侵凌之國家,或當國家務奪侵凌之時,應提倡兼愛非攻。」(《墨子.魯問》)此不獨為墨學之總綱領,亦為匡時救世之主張與方案。至若墨子的兵學理論,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十四篇專論軍事,其非攻、魯問、公輸三篇說明反侵略與武裝和平之非攻主義;而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等十一篇,均專論守禦兵法。除顯明之理論外,復具防禦戰爭之優美技術,故就實際上之價值言,墨學之精,無逾此者。(註17)
今墨子書中有非攻上中下三篇,其中將攻戰之原因、非攻之理由,以及弭止攻戰之法,均有明確指示。
墨子以為國與國所以發生攻戰,其原因有三:(一)不相愛。其言曰:「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兼愛中>)「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戰者亦然。」(
<兼愛上>) (二)貪伐勝之名。墨子於非攻中篇說明攻戰之弊害後,則曰:「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是發動攻戰之原因,乃貪伐勝之名。無奈天下之人皆昧於侵略之為不義,故曰:「大國之君,囂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廓,以抑其溝池,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依操而歸。...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車,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又具其皮幣,發其徒遽,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又書之竹帛,藏之府庫。」(<天志下>)(三)好攻戰之利。好攻戰者,既求戰勝之名,亦求攻戰之利。曰:「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也。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非攻中>)是好攻戰者,以為攻戰一可擴大國土,二可增加人口,此二者乃當時各諸侯國之共同願望,是以稍具規模之國家,皆不惜勞民傷財,以發動戰爭,求得本國之利。
墨子提倡非攻之基本理由有二:(一)攻為不義。墨子由「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而至「攘人犬豕雞豚」,而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以其「虧人自利」愈多,其不仁不義滋甚,故其罪亦厚。然至大為攻國,人不知其非,反譽之謂之義,是以天下之君子,已不知義與不義之別了。實攻國為最大之不義,既為最大不義,必有最大之死罪。(<非攻上>)(二)攻為不利。墨子言攻戰不利,約分廣義與狹義兩者。就廣義而言,墨子以為天德廣被,國無大小,皆天之邑,人無幼長貴踐,皆天之臣,若有攻戰,必取天下之人,以攻天下之邑,刺殺天之民,損害天之財,故不利於天;凡攻戰之時,人民或因戰爭而死亡,或因避戰而離散,致使無人祭祀鬼神,先人失去後嗣,故不利於鬼神;凡攻戰所殺之人,其無論勞心或勞力,均利人博矣,若因攻戰而死亡,則必減少人民之利。且凡有攻戰,必損害人民賴以濟生之財,故不利於人。(<非攻下>)至其狹義之攻戰不利,即專對人事而言,得歸納為四項:勞民廢事、損壞財物、傷亡人口、喪身亡國。(註18)即若發動攻戰而僥倖獲勝,有所收穫,亦未必能補償所失者。是以墨子用童子騎竹馬比喻大國攻小國,結果仍是徒勞無功。(<耕柱>)
墨子以為弭止攻戰之方策有五:(一)提倡兼愛。不相愛乃攻戰根本原因之反之若人人相愛,則攻戰之禍亂必可避免。然單言愛,必有虧其所不愛而利其所愛,猶不免有攻伐篡奪之發生,故欲弭止攻戰,則應提倡「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之兼愛。(
<兼愛中>) 此從根本上堵塞攻戰之源。(二)講求公利。墨子之所以非攻,一則因攻為不義,一則因攻為不利,蓋墨子是以利釋義,是義即利,利即義。而此利乃天下大利,而非一國、一家或一人之利。講求公利,即講求義。若人人講求義,共謀整個天下之公利,則至不必相爭相害。國與國之間,若能彼此遵守道義,交互為利,則必不至於為己國而虧人國,為己利而損人利。(三)注重守禦的防守主義。侵略戰爭既不可為,則各國所講求者自衛自存之術而已,此種主張以自衛對抗侵略,以息強大者之野心者,如近世所謂之武裝和平。墨子反對攻戰,而不反對守禦,惟有嚴密之守備,野心軍事家始無機可乘,勇敢之抵禦,始可予侵略者以痛擊。故墨子非「攻」,而不非「因自衛而抵禦侵略者之戰」,然墨子畢竟為一和平主張者,故特重防禦。其具體的防守作戰五個條件為工事堅固、械彈充足、糧食豐富、精誠團結、友邦援助,曰「我城池備,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國之救,此所以持也」(<備城門、雜守>);又曰:「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七患>);又曰:「是故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廓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節葬下》)此外,尚要勵行非樂、節葬的節約措施與增加生產,期藉以增加國防力量(註19)。(四)援弱睦鄰。此在擴大武裝和平之範圍,使強大者立於必敗之地。其具體措施為對貧弱之國家,協助其修築城邦,供給其衣食和幣帛,以共同抵禦大國之侵略;對待鄰國,絕不可從事攻伐,若大國不義而發動侵略戰爭,則協助小國以守為事,如此,一則人勞我逸,易取得勝利;二則寬厚待他國,易使民心歸服;三則基於正義,援救弱小,可天下無敵。(<非攻下>)(五)尊信天意。墨子告戒處大國者勿以攻伐為事,侵略為能,此乃違背天意。若違天意,欲以攻伐求賞譽,終不得,誅罰必至;欲以攻伐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
<天志中>)。
墨子弭止攻戰之方法,首倡兼愛公利,以堵塞攻戰之源;繼而主建設國防,協助弱貧,以抵抗極權之侵略;進而厚待鄰國,建立邦交,使國際間和平共處;最後以天意為依歸,使人人善體天心,相愛相利,可謂一周詳而有系統之方策。不惟如此,墨子更以實際行動,冒生命危險,奔走於各國之間,或勸說勿不義攻戰,或派其弟子持守禦之器,為弱小之國守城禦寇。如止楚攻宋、止齊攻魯、止魯攻鄭諸事,遂為後世所稱羨(<公輸、魯問>)。若儒、墨兩家兵學思想相較,儒家非攻義戰多限於理論,鮮少採取實際行動矣。
第五節 法家的兵學思想
法家思想起源於管仲,商鞅繼之為重鎮,後成熟於韓非(註20)。在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流變上,法家異軍突起於戰國末期,其與其他學派有顯著不同者,在於無深奧之哲學理論,而完全是為君王作幕僚,其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富國強兵。(註21)
管仲的軍事思想是經濟重於政治,政治重於軍事,亦可說是廣義的國防範疇,而不是狹義的軍事觀念。他執行的軍事政策是尊王攘夷與富國強兵。其原則可分為政略與戰略兩方面言之。在政略原則上,其一、修內先於攘外,安定重於用兵。「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管子.小匡》)其二、富國先於強兵,富民重於富國。管仲深知民生為政治之要件,民生之豐富,可以決定政治之安危。「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治國>)「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奮力);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七法>)。
在戰略原則上,其一、「治善不戰」(<幼官圖>)。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意思。其指導原則為備戰而不求戰,間或用兵亦不濫伐。「兵雖彊,不輕侮諸侯。」(<重令>)「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問>)「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君驕使疲民,則國危」(<幼官圖>)。其具體作法則有運用盟會,爭取外交戰的勝利,如管仲輔佐齊桓公伐山戎以救燕,平赤狄以救衛,及召陵之盟,責楚不把祭祀用的包茅進貢於周王室(註22);發動商戰,贏得經濟戰的勝利
(<輕重篇>)。其二、兵民合一制。管仲治齊,實行「作內政而制軍令」的政策。以鄉治為地方政府之基石,將全國人民納入兵民合一的體制,使民生與軍事合一 (<牧民>)。
商鞅繼承管仲思想,也主張「強兵」政策,認為「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商君書.君臣》)。而且認為強兵和國富兩者是互為條件的,所謂「彊者必富,富者必彊」(<立本>)、「國富者強」(<去彊>)。為達到國富兵強之目標,商鞅提出的策略是耕戰,也就是農戰。耕者,以農創造、累積財富;戰者,培養軍事力量。認為「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彊,能行二者(耕、戰)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盡)矣」;「耕戰二者,力本」(<慎法>)
;「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戰>)。然而商鞅之國富的目的在充府庫,與管仲之富國富民及儒家富民思想不同。曰:「王者,國不蓄(養)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說民>)。
韓非雖評商鞅、管仲之法無用,但其軍事思想仍未出商鞅獎勵農戰之強國政策,但韓非更突出法治功能。他評論商鞅、管仲、孫武、吳起,「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者,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
(《韓非子.五蠹》) 韓非認為法是國家強大安定的根本,曰:「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外儲說下>)、「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方,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五蠹>)、「明法者強,慢法者弱」(<飾邪>)。而以法強國者,賞與罰為主要手段,而且要使法成為公眾普遍共同遵守的標準,曰:「賞與罰,利器也」(<內儲上>)、「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有度>)。
在戰爭目的的看法上,法家也不離「義戰」論點。管仲謂「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霸言>)、「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參患>)、「兵不義不可」(<小問>)。商鞅認為能夠消滅戰爭的戰爭仍是「義戰」,但卻未明白說出此「義戰」之目的,此與管仲不同。「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畫策>)。韓非也無明示戰爭目的何在,僅謂:「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亡徵>)
在戰爭遂行方面,法家主張「先謀」,即謀於未兆。管仲曰:「凡攻伐之為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七法>),「計未定而兵出於境,則戰自敗,攻自毀者也」(<參患>)
。商鞅謂:「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萊(田廢生草)者不度(量)地」(<算地>)事先有準備,再加量力而為,則於未戰之前,就可以有獲勝把握。「得天下者,先自得者;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畫策>)商鞅更認為廟算是戰爭獲勝的唯一條件,甚至視指揮將領為無足輕重,曰:「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戰法>)。韓非也主張先謀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過>)。
在作戰方法上,管仲主張「不戰而勝」曰:「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參患>)這是先使敵人心生恐懼,而後成一戰之功。若辦不到,則退而求其次。其次便是以「破大勝強」之上策,一戰而服敵,曰:「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本)也。」「破大勝強,一之至也。」(<兵法>)商鞅對此只提出「出敵意表」,曰:「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興敵所羞為,利。」(
<弱兵>) 韓非則更提出心理戰和謀略戰。「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兵戰其心者勝」(<心度>)這是心理戰。「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也」 (<難一>),又曰:「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難四>),這是謀略戰。
管仲民富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的道理,在當時有其實在的事功,無怪孔子對其讚譽有加(註23);再證諸當代世界各先進國家,都是先發展經濟,而後致力於軍事裝備;同時為厚植國家潛力,都採藏富於民和兵民合一的政策,亦足證管仲兵學思想之正確性。至若商鞅,以耕戰變法於秦,秦得以強,荀子稱其為善用兵者(註24)。商鞅死後,李斯繼行其志,韓非在被秦監禁獄中也完成法家的書,闡揚法家法治的績效。總之,是法家在中國實現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的全國總動員的總體戰,使秦國具備了統一中國的條件。
註 釋
1 參閱(一)傅樂成,中國通史,「第三章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
」,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62年8月增訂7版;(二) 張
蔭麟,中國史綱上古篇,「第五章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2年10月臺9版;(三)齊思和,戰國
制度考,燕京學報,第24期,見韓復智編,中國通史論文選
輯(上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店,民國65年10月增訂版。
2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載,共分儒家、道家、陰陽家、
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計一百
八十九家,著述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3 同前註,<兵書略>。
4 江瑔,讀子扈言,台北,泰順書局影印,民國64年,頁12。
5《中庸.四十一章》。按本文全篇所引諸子言論之例,除首次
出現書其書名及篇名者外,餘均僅書其篇名或章數。
6 義戰說包含了道德與政治秩序雙重涵義,而且據此雙重,可
以衍出「兵不可廢」的結論。義戰思想的主要面貌,在西周
時應已成立,所以戰國以前,只有戢兵思想,而無寢兵、廢
兵言論。詳見李訓詳,先秦的兵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委員會,民80年6月初版,頁139-142。
7 孔子事略,見(一)《史記.孔子世家》、(二)劉邁(節),孔
子的生平,台北,五洲出版社,民67年2月;孟子、荀子事略
,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書.藝文志》記載:《
荀子》,凡二十卷三十三篇。其書以闡明周公、孔子教化,
要人遵守禮教而勤於學問。荀子其人認為人性本惡,必得逼
之以勢,限之以法,方能激發向上之心。
8 《論語.衛靈公》:「衛靈公問陣于孔子,孔子對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又《左傳.哀公十一年》(西元前四八二年):「孔文子之將
大攻於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
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其意與此
同。
9 薩孟武認為孔子僅言二事,「信」乃說明足食足兵之結果,
但子貢誤解為三事。孔子依其誤解,進而說明信之必要。後
世,東漢王充《論衡.問孔》批評其過於樂觀,因戰國之時
,田廢饑饉,易子而食者有之,故曰:「去信存食,雖不欲
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明朝顧
炎武認為「去兵」是停止兵器鑄造,用其經費以發展民食。
以上均見薩孟武,儒家政論衍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71年6月初版,頁276。
10 宋臣司馬子罕亦謂向戍:「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
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
11 金基洞,中國歷代兵法家軍事思想,台北,幼獅文化公司,
民76年6月初版,頁92-93。
12 金基洞,前引書,頁94-95。
13 李訓詳,前引書,頁222。
14 見(一)魏汝霖、劉仲平合著,中國軍事思想史,台北,黎明
文化公司,民74年3月修訂4版,頁36-44;(二)劉仲平,中
國軍事思想,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民70年
12月,頁118-120。
15 見《韓非子.顯學》。
16 見《呂氏春秋.當染、尊師、有度》;《淮南子.主術訓、
道應訓》。
1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71
年3月,頁156。
18 王冬珍,墨學新探,台北,世界書局,民73年10月3版,頁
300-303。
19 同前註,頁306-307。
20 管仲事略,見《史記.管晏列傳》,其著《管子》一書,二
十四卷八十六篇(亡十篇);商鞅事略,見《史記.商君列傳
》,其書《商君書》五卷二十六篇(亡二篇);韓非事略,見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其書《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
21 以下所論述者,見(一)金基洞,前引書,頁96-100、108-
112;(二)劉仲平,前引書,頁123-126;(三)魏汝霖、劉仲
平,前引書,頁66-73。
22 伐山戎以救燕,事見《左傳.莊公三十年》(西元前六六四年
);平赤狄以救衛,事見《左傳.僖公二年》(西元前六五八
年);召陵之盟,事見《左傳.僖公四年》(西元前六五六年
)。
23 《論語.憲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
24 《荀子.議兵》:「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
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
第二章 「兵聖」孫武與「兵經」《孫子兵法》
第一節 孫子生平與《孫子兵法》簡介
孫子即孫武,字長卿,出生於春秋末期齊國安樂(今山東惠民),約與孔子同期。其祖上世為齊國武將。作為將門之後,孫武對用兵謀略從小耳濡目染,年輕時就醉心於軍事研究,並對擊劍頗為擅長。約西元前五三二年,齊國內亂,孫武與其家人避亂於吳國(今江蘇中南部一帶),乃在吳都姑蘇(今蘇州)附近隱居,躬耕壟畝,閒暇時則潛心於兵法研究。時值春秋末年,中原地區為大國齊、晉把持,偏安於東南隅的吳國,在吳王闔閭當政後躍躍欲試,也想爭霸中原,但直接妨礙他的絆腳石是楚國。闔閭秣馬厲兵之同時,卻為缺乏領兵元帥所苦。避難吳國的楚國大臣伍員(子胥),一心想滅楚以報父兄之仇,乃有七次極力保薦自己好友孫武於吳王。西元前五一二年,孫武以所著兵法獻與吳王闔閭,闔閭每讀完一篇,莫不稱頌。乃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操)兵乎?」對曰:「可。」閤閭曰:「可以試婦人乎?」曰:「可。」於是,吳宮中愛妃披堅、宮人執銳,左揮右麾,一幅吳宮教戰圖以嚴格紀律體現。吳王嘆服,拜孫武為將軍,並主持伐楚事宜。
孫武既為吳將,首先向外標榜和平政策,以便對內修明內政,並作動員準備。另一方面派人疏導杭州到洪澤湖的運河。孫武更利用運河完工的機會武裝民工,出奇擊徐(今安徽泗縣北)、快速滅鍾吾(今江蘇宿遷縣東北);再轉兵舒城(今安徽廬江縣西),殺吳國叛將掩餘、燭庸二人。隨即回軍國內,繼續標榜和平,暗中編成新軍,分作三軍。
西元前五○六年,吳、楚在柏舉(今湖北麻城縣北)展開決戰,孫武僅以三萬精兵勝楚軍二十萬,楚軍慘敗。楚昭王倉惶西逃,吳軍緊追不捨,緊急間昭王的侍臣忽生一計,令人在象尾上紮火把點燃,大象受驚衝向吳軍,昭王趁亂跳上船,渡沮水而去。孫武揮師西進,很快佔領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北)。西元前四九四年,孫武輔佐闔閭之子夫差南服越國(今浙江一帶)。此後,又向北伐齊,西元前四八四年,在艾陵(今山東萊蕪縣東)重創齊軍。西元前四八二年,吳王夫差與晉、魯黃池(今河南封丘)會盟,吳王爭為盟主,吳國終於實現了霸主夢想。但越王句踐卻趁此機會攻破吳都。此後十數年,吳越兩國爭伐不已。西元前四八○年,孫武因憂國憂民,不得志而去世,葬於吳都郊外。(註1)西元前四七三年,越滅吳。總結孫武一生,在吳國戎馬倥傯三十年,戰功卓著,名聲顯赫。
孫武之所以偉大,集中表現於他撰寫的兵法著作《孫子兵法》上。《孫子兵法》又稱《吳孫子兵法》、《孫子》,是世界上公認的現存最古老的軍事理論著作。據《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著錄,春秋時期的兵書,尚有《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楚兵法》七篇、《師曠》八篇、《萇弘》十五篇、《鮑子兵法》十篇、《五(伍)子胥》十篇,這些兵書著作已全部亡佚,而只有孫武的《孫子》十三篇尚保存完好,按照優存劣汰的原則,它自然是春秋及其以前兵法著作中最優秀者。(註2)本書講的都是如何制勝敵人的戰略戰術,全書構成一個嚴密的體系,茲簡述如下:(註3)
第一篇(始)計:為孫武的戰爭和戰略思想總綱,說明他對戰爭的看法和態度;並提示在未戰之前,預判勝負的五項要素和七個基本條件,以此作為分析、比較敵對雙方勝算和制定謀略的依據。強調不可冒險發動沒有勝利把握的戰爭;戰略上運用詭詐方法,欺敵擾敵;攻勢重點應指向敵之「無備」與「不意」。本篇為「計劃原則及奇襲」,重點在「慎戰」。
第二篇作戰:以戰爭的成本觀念,主張一次軍事行動只能一次動員,並須速戰速決,不可曠日持久;同時也提示「因糧於敵」和「勝敵益強」的方法,一以減輕國內負擔,一以收「以戰養戰」的效果。本篇為「動員原則及速戰
」,重點在「速勝」。
第三篇謀攻:倡導以最低代價,贏得最大戰果的理想,亦即不必經過戰鬥,也能使敵人整個國家和軍隊完整無缺的接受我的意志,也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強調「全爭」和「兵不頓(疲倦勞累)而利可全」。本篇為「全勝原則及謀攻」,重點在「全勝」。
第四篇(軍)形:說明攻、守勢作戰原則,尤其特別提示增大勝算的法則,有「度(判斷)」、「量(部署)」、「數(數量)」、「稱(比較計算)」、「勝」五種思維要項和程序;同時講述如何加強備戰,在物質的「形」上先勝,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本篇為「先勝原則及態勢優越」,重點在「先勝」。
第五篇(兵)勢:討論編制、陣法、指揮、組織,均為發揮「奇正虛實」以制勝之工具。尤其將「奇正」作循環無窮配合運用;其次須運用軍隊運動的兵勢;要「勢險(氣勢勇銳)」「節短(調度時間短速)」。本篇為「奇正原則及運動」,重點在「奇勝」。
第六篇虛實:從時、空因素的掌握,提示勞與佚(逸)的關係,強調爭取和掌握主動的重要。其論虛實的有形無形戰法,主張避實擊虛的「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在「主動」,「虛實」乃其手段。本篇為「主動原則及虛實」,重點在「因勝」。
第七篇軍爭:論會戰指導問題,如作戰運動,分合變化,治氣治力,防敗八戒等,但其立論重點則在「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和「後發先至」。本篇為「機動原則及會戰」,重點在「智勝」。
第八篇九變:論述對各種地形之利用要領,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權宜區處,不必拘泥常規;考慮問題,必須兼顧利害兩方面;指出為將者五種危險性格和作風及其不利後果。本篇為「利害原則及地形判斷」,重點在「應變」。
第九篇行軍:敘述每一士兵與軍官最基本應知的陣中知識。如在山地、河川、斥澤、平陸以及各種特殊地形,行軍作戰的要領;指出根據十一種徵候,判斷敵情的方法。本篇為「先知原則及特種作戰」,重點在「善慮」。
第十篇地形:論述將領治軍應知的事項。如應知各種地形中的作戰要領;六種「敗兵」的意義;將領本身對作戰、對國家、對部下所負之重大責任;最後揭櫫「知己知彼」和「知天知地」的重要。本篇為「先知原則及地形」,重點在「將道」。
第十一篇九地:提示地區的分類,以及對於九種不同地理形勢,如何用兵的要領;要從敵人內在和外在分離敵人,以利各個擊破;討論侵入敵境遠征作戰的用兵原則,乃至首尾相互支援和協同合作要領。本篇為「隔離原則及遠征作戰」,重點在「齊一(同心協力)」。
第十二篇火攻:敘述火戰種類、條件、方法和要領。同時再次強調慎戰思想,以及贏得戰爭勝利後,應該做好保持有利戰果的作為;告誡「不可怒而興師」和「不可慍而致戰」。本篇為「火攻原則和特殊作戰」,重點在「利動」。
第十三篇用間:由戰爭成本觀念,強調運用間諜蒐集情報的重要性,蒐集情報的正確方法,並提示間諜的種類與運用要領。本篇為「情報原則和反間」,重點在「先知」。
第二節 孫子兵法論「決策」
孫子生當封建諸侯據地爭霸,攻伐不息的時代,其所著兵書《孫子》,雖為國君能打勝戰而獻計謀,卻不以助長戰爭為其目標,因此時時不忘警告為政者或運用其兵法的人,對戰爭要慎將其事,不可輕易引發戰爭,其著手處不是善戰,也不是建軍、備戰、用兵,而是「修道」、「保法(健全法制)」和「富民」。此證明了《孫子》它由軍事講到了、涉及到了政治。軍事本來就事政治改格得一種特殊手段。《孫子》相當明確地指出政治應該超越軍事。(註4)
第一、「明主慎之,良將警之」的「慎戰」。《孫子.計》篇開宗明義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把戰爭看成是關係軍民生死,國家存亡的大事,必須再三考慮,方可進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旦國家發生戰爭,戰敗固有亡國之虞,戰勝也必使國家生計受到重創,甚至導致衰微,如此有權決定戰爭者,必須審慎,故曰:「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倘有絕對的必要,非戰爭無法解決問題,並可從戰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方能以戰爭為政治手段。所以孫子又提出警告:「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鞏固勝利)者,凶,命曰費留(長期作戰,勞民傷財)。故曰:明君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同前>)。不能隨便興師的理由,亦可從國家的財用、國民的生命、國家的安危來考慮戰爭的遂行,「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兵器弊鈍,士氣挫折),攻城則力屈(盡),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財竭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作戰>)。是可知孫子雖善於兵事,卻非好戰者,其採慎戰的手段用意益發明白。
第二、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爭的目的在求取勝利
,可是如何才是勝利?孫子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危險);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形>)(註5),所謂知敵我情勢仍然不夠,還要「知天知地」。這個全勝的概念是孫子兵法提出的戰爭最高意境,故視「全勝」為「善」,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如何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孫子詮釋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為能免於「破」之「慘勝」而獲得全勝,在手段上主張「上兵(最高戰略)伐謀(謀略戰),其次伐交(外交戰),其次伐兵(武力戰),其下攻城。」(<同前>)前二種方式可以不費一兵一卒,乃獲得「全勝」的根本之道;即使用「伐兵」之下策,並非無「全勝」之希望,「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形>)。
第三、「令民與上同意」的「修道」。上述孫子論戰爭「全勝」條件,已擴及諸多層面,但其將「道」即政治放在首位,是有其遠見卓識的。具體的說,孫子所講的「道」,可以做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立國之道,第二種是戰爭之道(註6)。立國之道又可分廣義和狹義來講:「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危疑)。」(<計>)在孫子看來,「道」是這樣的一種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樂為君用,生死與共。這是封建社會中理想的政治狀況。孫子又指出,在判斷戰爭雙方誰勝誰負時,首先要比較「主孰有道?」(<同前>),也就是說那一個君主能取得民眾的支持,在政治上有一套安國悅民的辦法。這是廣義之「道」。「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行軍>)「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這裡的「令素行」、「與眾相得」、「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應該都是「修道」的具體說明,屬狹義之「道」。故「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形>)至於在戰爭之道方面,《孫子》書中並未提到「全民」,但其「令民與上同意」一語,卻也表現出全民作戰的兵學思想。所謂「役不再籍(徵集),糧不三載(運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道運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物價膨漲),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賦稅徭役)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用之,卒(俘虜)善以養之」(<作戰>)都是要求「全民戰爭」的。
第四、「曲制、官道、主用」的「保法」。「修道」是要修明政治,寬以待眾,使全國上下同心同德;「保法」則是要健全和加強法制,以保證官吏的清廉和軍隊建設。二者對於國治兵強,應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孫子關於「保法」的涵義,約有如下三層:「法者,曲制(各種軍制)、官道(各級官制)、主用(掌握軍需物質和軍費)也。」(<計>)即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此其一;「取敵之利者,貨(賞以財貨)也」(
<作戰>)、「卒已親附而罰(軍法)不行,則不可用(用於作戰)也。故令之以文(以禮義教育之 ),齊之以武(以軍紀整治之),是謂必取」(<行軍>),是為嚴肅軍紀,賞罰並用,而且還主張賞罰之施行,不可拘泥已公佈的法令,他說:「施無法之賞(不依常情賞賜),懸無政之令(不依常理發令),犯(指使)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即在用嚴明的賞罰措施去保證法令的施行,此其二;孫子在吳王面前訓練宮女,宮女戲笑而不聽指揮,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接著「遂斬隊長二人」(註7)。說明在施行賞罰過程中一視同仁地廢止貴族和等級特權,此其三。孫子之主張「保法」,就是要統治者堅持嚴格執行法律,以法治軍、治國,力求政治秩序的安定和國家強盛。
第五、「田寬、稅輕、士少」的「富民」。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吳問》記述孫子回答吳王闔閭的詢問,晉國的「六將軍」( 六卿:范、中行、智、韓、魏、趙氏)誰先滅亡、誰能成事。此篇集中表達孫子關於富民的思想。概括起來,約有以下三點:孫子認為晉國之趙氏的制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比原來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更寬,以此授田農戶可滿足農民需求;趙氏對授予農民的田畝「無稅」,連十分抽一的「徹」稅也免除,只徵收一些為加強戰備的軍賦;趙氏「其置士(士卒、將官或大夫、官吏)少,主斂臣收
(意與主驕臣奢反 ),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按照孫子分析,晉國將由趙氏統一。另在漢簡《孫子兵法.黃帝伐赤帝》一文中,還敘述黃帝在征伐四方之時,都「p年休民、p(藝)穀、赦罪」。「休民」是使民休養生息;「藝穀」是於戰時不忘生產;「赦罪」是在戰時減輕刑罰。黃帝能以「休民、藝穀、赦罪」三者統一天下,趙氏也可以「田寬、稅輕、士少」的富民政策統一晉國。當吳王聽孫子對晉國六卿情況分析後,感慨說:「王者之道,pp厚愛其民者也。」(註8)
綜上分析可知,孫子兵法中有關「決策」之觀點,既提出「慎之」、「警之」,不魯莽行事;又主張用「仁義」來「修道」,施恩惠於民而「令民與上同意」;又強調廢止特權而「保法」,建立嚴格的賞罰制度;在具體做法上,認為必須用「田寬、稅輕」、「休民、藝穀」等措施去「富民」。顯然,孫子既吸收早期儒家思想,又承繼春秋時代各國法制思想,創造自己一套獨特見解
。
第三節 孫子兵法論「形勢」
「勢」是我國古代重要的軍事術語,指在一定的軍事實力(即「形」)基礎上,透過主觀能動作用所造成的有利態勢和強大的衝擊力量,亦即軍事實力「形」的運用和發揮。孫子認為當有形力量之「形」和無形力量之「勢」兩者相互配合的結果,足可以形成絕對優勢而戰勝敵人;如若我方兵力先天不足,尚可「示形」(製造假象迷惑敵人)以造成局部優勢。而「形勢」之基礎總在於「先」字,謂「先知」、「先勝」、「先發」。
第一、「若決積水於千仞三谿」的「形」。孫子曰:「識眾寡之用 (知敵眾寡,然後起兵應之) 者勝。」(<謀攻>)對此有形戰力之運用原則,「故用兵之道,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同前>)是絕對優勢作為的戰略指導原則。又「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形>)
(註9) 積水在千仞之上,其勢高已不可測,若再決其水而下,則湍浚莫之能禦者。然有形力量之「形」如何可知?孫子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良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同前>)孫子所用以確定優勢之方法與現代之科學精神是相符合的。
第二、「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的「勢」。與其他兵家較不同的是,孫子重「勢」過於重「人」,故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勢>)「勢」如何造成?孫子曰:「計利以聽
(分析利害而被採納),乃為之勢,以佐其外(輔佐作戰之遂行);勢者,因利而制權(機動應變)也。」(<計>)若以實例言之,「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凶猛鳥類)之疾,至於毀折(捕殺)也,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
弩 (拉滿的弓),節如發機(弩機)。」、「勇怯,勢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勢>)。這些氣勢都可產生心理上極大的威脅任何人也無法攔擋。然若敵軍本就恃眾黷武,我軍則須運用謀略,甚至「示形」製造假象,以使我軍成為兵眾勢強,我專敵分之態勢,如此仍可造成局部優勢,發揮以寡擊眾、以弱勝強的戰爭目標。孫子曰:「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則我眾而敵寡。」(<虛實>)又「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九地>)如此,敵不知我所攻,不知我所守,我便「能為敵之司命(主宰)」(<虛實>)。
第三、「動而勝人,成功出眾」的「先知」。敵情為一切戰略戰術之根源,「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九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眾者,先知也。」更申論說:「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用間>)孫子認為可以從觀察、用間、比較三方面來先知敵情。觀察某些徵候以判知敵情者,如「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行軍> );亦可經由我方之設計引誘而觀測敵人行動,以知其虛實,曰:「策(推測)之而知得失之計,作(偵察)之而知動靜之理,形(虛張聲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接觸)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虛實>),此其一。其二,必須實事求是的從知道敵情的人那兒獲知敵情,而不是盲目類推,故曰:「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類比推測),不可驗於度(驗證於天象),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知敵情之人如何而得?就在用間。其有「鄉間
(以本國鄉人為間者)、內間(以敵之官民為間者)、反間(以敵人之間諜為我間者 )、死間(假傳情報必為敵所捕殺之間者)、生間(派往敵境而能生返之間者)」 (<同前>)
。其三,在國家廟堂之上「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的精打細算,仔細將敵我條件加以對比,而且要料敵從寬,不可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計畫詳盡)者,得算多(勝利條件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至於如何去算以保持勝勢?有七個可探求比較的項目:「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計>)。
第四、「恃吾有以待之」的「先勝」。以「伐謀」、「伐交」克敵制勝,固甚巧妙,但也並非無往不利,其必不得已仍要「伐兵」、「攻城」,故平時要佈署用兵的先勝態勢,「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可見先勝之態勢取決於萬全之準備,有萬全之準備則能步步佔先,著著制敵,所以:「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弱點暴露之可乘之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預測)而不可為(勉強造就)。」(<形>)
是在戰前準備和戰略佈暑上能先做到不敗之境地。同時,當敵人暴露出弱點之可勝時機,要毫不猶豫的把握,因為一切先勝的部暑都是為了等待這個時機的到來。孫子曰:「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錯過)敵之敗
(失敗的時機 )也。是故勝兵先勝(先造成必勝條件)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同前>)此外,甚至可以採取非軍事行動使敵陷於自顧不暇,無法對我造成危害性威脅。孫子曰:「屈(使之屈服)諸侯者以害(扼其要害),役
(勞之)諸侯者以業(瑣碎事務),趨(使之歸附)諸侯者以利」(<九變>)。
第五、「致人而不致於人」的「先發」。孫子認為在作戰過程中,誰能爭取主動,誰就有操勝券之可能,故主張先發制人,主動出擊。認為「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閒逸),後處戰地而驅戰(奔走應戰)者勞(勞倦)。故善戰者,致人(調動)而不致於人」(<虛實>,以下所引同)。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其闡述道:「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利誘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至目的地)者,害之(計謀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補給充足)能肌之,安(安閒穩固)能動之。」此是要使敵疲於奔命,從而陷入不利之境地。正因為主動權在我,我能避實擊虛,攻敵不備,且能在我所預期之時空之中採取守勢,敵仍無奈我何,「進而不可禦者,衝(攻擊)其虛也;(我)退而(敵)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我)攻其所必救(敵之要害)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轉移)其所之(敵之進攻方向)也」。而掌握先發主動必須做到「無形」、「無聲」,所謂「無形」是敵人看不出我的行動;所謂「無聲」是敵人猜不透我的企圖,否則就要便成被動而受制於人。當我方處於劣勢之時,更須採取主動,則可以點制面,以少取多,先在各個決戰點上以主動方式,取得優勢,積小勝為大勝,化局部勝利為全面勝利。孫子說:「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與我)鬥。」(註10)
總之,孫子以透過敵情「先知」、準備「先勝」、主動「先發」三者來形成我、敵之間「形」與「勢」的絕對優、劣勢對比,則戰而速勝矣。
第四節 孫子兵法論「詭道」
在制訂「決策」的戰略原則和形成絕對優勢的「形勢」的同時,孫子又闡述許多臨陣指揮的具體戰術,如有「詭道」十四法、「四治 (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戰法、因地制宜、講究陣法、用兵「八戒(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足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遺闕,窮寇勿追
)」、火攻和用間的特殊戰法等(註11)。其中以「詭道」原則與戰法,在軍事學發展史上是功不可沒的。所謂「以正(仁義正道)治國,以奇(詭詐奇謀)用兵」(《
老子
.五十七章 》),正說明此種臨陣戰術與治國要領是絕不相同的。孫子之「詭道」思想以「奇正」、「虛實」、「分合」體現;以「無形」和「拙速」之精神完成之。
第一、「兵以詐立」。孫子一再強調:「兵者,詭道也」(<計>);「兵以詐立」(<軍爭>)。詭者,虛實難知,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詐意即詭。用兵非以詭詐之術,不能克敵致勝。攻敵之不守,守敵之不攻,是最高之作戰藝術,而它所依托之方法,就是詭道。其目的有三:誘使敵人失其大意;矇混敵人的耳目;擾亂敵方的判斷。其手段,除上節所言「示形」者外,孫子更論述之有十四:「能(攻)而示之不能,用(打)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激)之,卑而驕之,佚(安逸穩固)而勞之,親(團結)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
(勝策 ),不可先傳(傳述洩露)也」(<計>)。前四者為欺敵作為,繼八者為擾敵作為,後二者為奇襲作為。經此欺敵、擾敵和奇襲作為,敵必將六神無主,五內不安,舉止失措或失察無知,俾我得出奇制勝。
第二、「奇正無窮」。孫子主張作戰時應把軍隊分為正兵和奇兵兩部份,若用現代術語說,正兵如同第一線部隊,奇兵如同預備隊(註12)。以正兵當敵,以實力強打硬攻,與敵周旋;但正面對峙,敵我都難攻難進,此際如以奇兵偷襲,就能克敵制勝。這兩種兵中,奇兵尤為重要,奇兵運用得好,一定要變化多端,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故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勢>,以下所引同)。而且,正兵和奇兵也可以互相變換其位置。作戰時可以正兵牽制敵人而以奇兵攻敵;亦可以奇兵擾敵,而以正兵擊敵;又可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又正又奇,不正不奇,其運用之妙可因時因地制宜而致無窮。因此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又曰:「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受敵攻擊)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其重視奇正無窮之變者若此。
第三、「虛實互用」。兵法之奇正與虛實是互為體用的,所謂「虛實是奇正之體,奇正是虛實之用」(註13)。奇術之使用非依虛實無以為功。虛實之運用正是孫子所謂「詭道」之另一精義所在(註14)。無論再強大的軍旅都會有其堅強和薄弱的環節,這就是「虛實」。孫子說:「兵之所加,如以碬(礪石)投卵者,虛實也」(<勢>),故用兵作戰一定要針對敵人之虛實所在下手,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怠惰疲倦)」、「無邀(襲擊)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
(<軍爭>),實際上就是「避實而擊虛」的戰術。此戰術如同水之「避高而趨下」。又「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同前>)作戰目標之難於決定者,在於如何採取迂迴道路卻能收到直線前進之快速效果,以及從弊害中取其利,變害為利。具體言之,行迂迴之路接敵,而且以利誘敵他往,則軍事行動雖在敵人之後,卻比敵人先到,這是「以迂為直」的道理所在。這種虛實的關係,如能靈活運用,則勝戰可期。
第四、「分合為變」。所謂「分合為變」,意即軍事行動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之動靜而為變化以取勝之。何以要「分」、「合」?因為作戰不是靜態的點的遭遇,而是具有縱深的運動戰,故軍隊的分合,是要造成「我專而敵分」「我眾而敵寡」的態勢,用現代軍事術語,就是集中原則。軍事行動上所謂集中,乃是在一定之時間、空間內,將最大戰力置於決勝點上,對敵實行決定性之打擊,而發揮我方全部或局部的絕對優勢(註15)。但是欲達到此目的,須先佯動以掩飾我方企圖。所以孫子說:「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兵分而廣備於人);眾者,使人備己者也(勢專而使人備己)。」;「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
」(<虛實>)當我方集中優勢兵力而敵人反被迫分散兵力,勝負立見。
第五、「無形拙速」。奇正、虛實、分合運用之最高境界,必使之無形,即使有形,亦非實形。孫子認為:「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虧,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戰法),而莫知吾所以制(靈活運用)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適應敵情)於無窮」(<同前>)。其次,我用奇正、虛實、分合,敵人當然也會使用,所以在我方實施奇正、虛實、分合之同時,尚要兼顧敵人之奇正、虛實、分合,亦即在實現作戰計劃時,既要照計劃行動,又要根據敵情的變化而相應修改計劃,此之謂「踐墨(依循準則)隨敵,以決戰事」(<九地>)。亦惟有如此才能「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
再次,我所用之奇正、虛實、分合,以「無形」隱匿之,使之「難知如陰」( <軍爭> ),為防止被敵人窺知或已經被敵人探知,則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速戰速決,根本不給敵人以反應時間。所以孫子強調兵貴神速,曰:「兵之情主速」(<九地>)、「兵聞拙(簡)速」(<作戰>)此種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孫子有深刻的形容,如「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動如雷震」(<同前>)、「始如處女,敵人開戶(不設防守備),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九地>)。
第五節 孫子兵法論「統御」
前述孫子雖然重「勢」大於重「人」,但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其重視軍隊之組織與建設,尤其重視如何領導作戰的將領,仍是必然而且必要的。孫子所設定的前提為:「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艱難境地),此將軍之事也」(
<九地> )。戰爭是生死之爭,關係到參與者的生命,而掌握士卒生死的即為將。所以孫子對負此重責大任的將軍,其在軍隊組織與建設的「統御」問題方面,亦有深刻論述。它約包括以下內容:將帥的品質、軍隊的訓練、軍紀的維繫、和官兵的關係。
第一、「智、信、仁、勇、嚴」的將德修養。將帥是軍隊的組織者、統領者和指揮者,敵我雙方在戰場上的角逐,實際上是雙方將帥素質的較量,故將帥品德修養的好壞,對軍隊戰鬥力的強弱、戰爭的勝負、國家的前途至關重要。所以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密)則國必強,輔隙(缺)則國必弱。」(<謀攻>)顯示其對將帥之無條件嚴格要求。將帥應具備那些才能?孫子認為應具備「智、信、仁、勇、嚴」(<計>)五個條件的人才能算是將才。「智」就是足智多謀,善於在複雜的情況下定出勝敵妙計,「通九變(無窮之變)之利」(<九變>)、「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地形>)者是;「信」就是賞罰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如此而能「令素行」;「仁」就是仁愛部屬,即「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勇」就是不懼艱辛,驍勇善戰,敢打敢拼;「嚴」就是號令嚴明,要求軍紀,此五者是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的。東漢王符在《潛夫論.勸將》篇曾對孫子的將帥品德修養提出最貼切之解釋:「智以折敵,仁以附眾,...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第二、「素教、恆命」的編訓原則。要建設一支戰鬥力強的軍隊,除選好將帥之外,還必須在平時對士卒進行嚴格訓練。孫子在談論戰爭雙方勝負條件時,其中之一就是「士卒孰練」。它強調:「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
<軍爭>)軍隊在金鼓旌旗的指揮下,進退整齊,步調一致。要做到這樣,必須「(貴賤少)長遠近習此教也,以為恆命。此素教也,將之道也。」(漢墓竹簡《孫子兵法.見吳王》)
所謂「素教」、「恆命」,就是平時加強教育、操練,使士兵養成服從命令聽指揮的習慣。至於如何訓練的問題,孫子指出:「凡治 (整治 )眾如治寡,分數(組織編制)是也;鬥(指揮)眾如鬥寡,形名(隊形名號)是也」(<勢>)。軍隊能做到如此,必然是在平時刻苦操練,決非一朝一夕之功。
第三、「五危、六敗」的戒慎治軍。孫子並針對將帥中的一些偏激的弊病提出議論、警告:「將有五危:必死(蠻幹死拼),可殺也;必生(只顧保命),可虜也;忿速(容易衝動),可侮也;廉潔(只顧廉潔),可辱也;愛民
(婦人之仁 ),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變>)其意在要求將帥在才能修養上,能夠均衡發展無所偏失。在對士卒的愛護方面,固然是統御之策,但要適度,否則太過份反得其害,曰:「厚(厚養)而不能使(指使),愛(寵愛)而不能令(命令),亂(違紀)而不能治(懲誡),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地形>)。又假如為將者不具備作戰素養,對部屬管教無方,其戰必敗,孫子舉六個例子來說明此番道理:「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偏將)怒而不服,遇敵懟(心懷怨恨)而自戰,將不知其能(不能控制),曰崩;將弱不明(嚴格),教道不嚴,吏卒無常(規矩),陳兵縱橫(雜亂無章),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經選拔的精銳隊伍),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同前>)。
第四、「上下同欲」的和諧關係。所謂和諧關係,可分為將帥與士卒間的和諧關係和將帥與國君間的和諧關係兩個方面。前已論及,官兵之間若真誠對待,感情融洽,同甘共苦,就能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在將帥號令之下,士兵個個奮勇當先,視死如歸,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軍隊。至於君主和將領間的關係,孫子在<軍爭>和<九變>兩篇開頭,都同時使用「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表明將領承受國家元首之命執行動員軍隊,集結兵力以從事軍事作戰之任務,但在<九變>篇卻同時又說「君命有所不受」,兩句似有矛盾。實則所謂「君命有所不受」當指指揮作戰而言。就層次區分,國君有宣戰、任命將領作戰之權利,一旦交付作戰命令,則實際指揮用兵之權應屬將領權宜運作,國君不可多方干涉。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謀攻>,以下所引同 )。何以「君」對「將」不可多所駕御?孫子解釋說:「君之所以患(遺害)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牽制軍隊)。不知三軍之事,而同(干涉)軍之政(行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權變),而同三軍之任(指揮)者,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自亂軍心以致於敵勝)。」反之,若由於將領掌握軍權、武力而不受國家元首指揮節制,國家亦必引起動亂。故如何求其適中之道,乃軍事作戰上至高的藝術。這就是孫子所謂「上下同欲者勝」的道理。(註16)
由上分析可知,孫子兵法論「統御」,其中包含著許多深刻的見解。根據這些謀略,要組織和建設一支精銳的、戰鬥力強的軍隊,必須慎選有治軍才能、有五種優秀品德的將帥;部隊必須在平時加強組訓,使不分「貴賤、少長、遠近」一律平等接受軍令,利用「分數」和「形名」靈活變化,以適應作戰需求;必須強化內部關係,使之和諧融洽,「上下同欲」如同一個家庭。孫子這些治軍謀略,對今天軍隊的領導者應有啟示作用。
《孫子》十三篇文義相通自成體系,早在戰國時期就廣為流傳,爾後的許多軍事名著,如《吳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就引用不少其中的兵學思想和觀點。而自漢末曹操首先註解以來,歷代許多軍事家或名將,更奉之為圭臬。《孫子》一書在國外也頗負盛名,被譯成不同的版本,通行於全世界,至今仍影響到各國的決策,其影響力也已不限於軍事國防範疇。(註17)今日吾人對其兵學理論之研究,乃在將其精要予以歸類闡述,以賦予這本二千多年前中國偉大兵書的時代價值。
註 釋
1 有關孫武的生平事蹟,史籍所載頗略,歷來論其兵法者,每
以《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兼述之。筆者觀近人著作之中,
以楊善群氏所著論述最詳,今從之。引自 楊善群,孫子,
「第三章 為實現理想而執著追求的一生」及「附錄:孫武
生平活動及有關大事年表」,台北,知書房出版社,頂尖人
物19,1996年5月初版。
2 現存《孫子》重要版本有「漢簡本」(1972年)、「櫻田本」
(627-649年)、「武經本」(1080年)、「十一家注本」(1163-
1189年) 。「漢簡本 」是中國大陸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縣
銀雀山發掘的漢武帝初年所埋葬的漢墓中發現的竹簡整理而
成;「櫻田本」是日本.櫻田迪收藏家傳的《古文孫子正文
》,該書以已被大陸學者認定為唐.貞觀時的抄本;宋.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載:宋神宗元豐三年 (西元
一○八年) 四月,下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武學博士何去非
等校訂《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
》、《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七書鏤版行之,是為「武經七書本」源始;「十一家注本」為《孫子兵法》以輯注形式傳世,輯者不詳。但《宋史.藝文志》著輯有《十家孫子會注》,經對比兩書之注解者和注解內容完全相同,故學者多認為即是此書。見丁肇強,「從『孫子』篇題談起」,孫子述要,台北,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民84年12月臺一版,頁139-140。其中有關《孫子》各篇篇題亦有所比較。至於漢墓出土之經過、內容簡介,可參閱金基洞,前引書,頁162-164。
3 見(一)金基洞,前引書,頁50-52;(二)楊善群,同前註,
頁4-5;(三)丁肇強,「『孫子兵法新解』緒言」,前引書
,頁9-14;(四)劉仲平,前引書,頁144-147。
4 李澤厚,「孫老韓合說」,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漢
京文化公司,民76年2月初版,頁78。
5 孫子兵法論及「勝」處甚多,甚至在同一篇中其用「勝」字
也有不同的意義。如孫子在<作戰>篇中,言「其用戰也,
貴勝」;「勝敵益強」;「兵貴勝不貴久」,此三個「勝」
字各有不同層面的意義。第一個「貴勝」,是大戰略目標,
屬政略層次。第三個「貴勝」,是屬戰略目標,就作戰結果
而論。第二個「勝」則屬戰術層面,是勝利對作戰的益處。
見金基洞,前引書,頁56。
6 丁肇強,「『孫子兵法新解之一』--計篇」,前引書,頁
18。
7 事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8 後來歷史發展,與孫子預測並不完全一致。范、中行、智氏
先亡,韓、趙、魏三家勢均力敵而分晉。引自楊善群,前引
書,頁250-255。
9 按二十四銖為兩,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輕不
能舉重。而原文之「勝兵」,當指勝利的戰爭或軍隊,因為
絕對之優勢和列勢在戰爭初期是很少有的,多數發生在戰爭
快結束時。
10 引自徐瑜,,不朽的戰爭藝術--孫子兵法,台北,時報文
化出版公司,中國歷代經典寶庫8,1996年7月3版,頁84-
86。
11 詳見楊善群,前引書,頁160-182。
12 丁肇強,「對孫子『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試解」,
前引書,頁162-167。
13 徐瑜,前引書,頁96。
14 金基洞,前引書,頁76。
15 國防部編,戰爭原則釋義,民48年2月,頁133。
16 金基洞,前引書,頁66。
17 見(一)楊善群,前引書,「第一章 《孫子兵法》的光輝成
就」、「第九章 孫子兵法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二)徐瑜
,前引書,「致讀者書」。
第三章 先秦其他兵家的兵學思想
第一節 吳起《吳子兵法》
吳起(西元前四四○--三八一年),戰國時衛人,年少時家境富厚,由於游仕不遂,家漸貧窮,受鄉里之人恥笑,乃殺毀謗之人而逃出衛國,並發誓:「不為卿相,不再入衛。」後吳起就學於曾子,以母亡不赴,為曾子所絕。往魯習兵法,因殺妻得仕魯為將,攻齊大破之。聞魏文侯賢,往歸,文侯問吳起為人,李克對說:「貪財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文侯仍用以為將,擊秦而攻取秦五城池,拜西河郡守(今山西陜西間黃河),以據秦、韓,立有功績。文侯死後,吳起事其子武侯,為相公叔所忌而讒之,吳起乃奔楚,楚悼王以為相,率兵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西伐秦,皆有勛功。總論吳起戰功,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與對手打平);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吳子兵法.見魏文侯》)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因,在於吳起用兵能與士卒同甘共苦,雖為將,「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註1)
世之言兵法者,皆並稱孫吳,可知孫吳二人對當時戰爭之指導,是具相同的地位。韓非曾言:「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韓非子.五蠹》),司馬遷亦云:「世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註2)則吳子兵法,傳之已久。孫子善言戰略,吳子善述戰史,理論事實,互相輝映,為歷來兵家所宗。《漢書.藝文志》載有《吳起》四十八篇,惟此書已亡佚,今所傳者《吳子》分上、下兩卷,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約成書於西河郡守之時,據判斷可能非吳起本人所書,乃為其幕僚或弟子所撰(註3)。觀《吳子兵法》雖不乏對戰爭普遍概念之論述,但其文體係以魏文侯、武侯提出狀況、問題,而由吳起回答之方式書寫,其問題與解答與當時個國國力的強弱、踞地險要等實有密切關係,故其實用性受當時環境之限制較孫子兵法所受限者多。(註4)
戰國時期由於鐵器的使用,不僅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尤其鋼鐵兵器運用於戰場,提高殺傷力也增加了部隊戰鬥力。武器裝備的進步,不僅促進軍隊的編組、戰鬥隊形、作戰方式等方面的變化,同時也是兵學思想不斷發展的基礎。《吳子兵法》中精深博大的思想內涵,正反映了戰國時期兵學思想的時代特徵。
第一、「內修文德,外治武備」(<見魏文侯>)的戰略指導思想。所謂「德」,就是「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圖國>,以下所引同),其中心只圍繞一個「和」字,而「和」的實質便是政治開明、國內團結。若有四不和,則不能出兵,如「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陣);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吳起總結出「文德」的四個方面--「四德」即道、義、禮、仁,提出「聖人綏之(安定國家)以道,理之以義,動之(動用民眾)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此外,君主在施政時,尚要選賢任能,打破世卿世祿制,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使「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保障生產的發展和國家的穩定,此所謂「百姓皆是(擁護)吾君而非(反對)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備」不僅指武器裝備,還包括精練的士卒。吳起主張在強大的常備軍基礎上,再選練一支精銳的骨幹力量,即「聚卒練銳」。把有膽勇氣力者、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能逾高超遠輕足善走者、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各聚一卒。當時每卒平均六○○人,共得『練銳』三千人左右,君主憑藉這支力量,內可以突破敵軍包圍,外能攻克敵人城邑。吳起還總結出一套戰法的訓練方式:「以近待遠,以佚(逸)待勞,以飽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受其兵(兵器)」。(<治兵>)
第二、「以治為勝」的思想。「治」即訓練有素,使士卒進退舉止都能循規蹈矩,並嚴格軍令從事。「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同前>)由此可知吳起深體「軍紀者,軍隊之命脈」的道理。而如何能使軍紀嚴明,首先是「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要有明確的法令)」,而且要「其令不煩
(簡單明白)」(<勵志>);一旦有令,就要貫澈到底,「受命而不亂」,「施令而下不犯」(<論將>),凡有「不從令則誅」(<應變>)。其次,為賞罰有信,且其賞不只及於個人,更要「厚其父母妻子」(<料敵、勵志>),使戰士無後顧之憂而能聽令樂死。
戰國時,由於鐵兵器及強弩的運用,殺傷力大為提高,機動不便的戰車和行動遲緩的車兵地位下降,而步、騎兵的作用卻越來越大,但他們使用的武器還是劍、戟、矛、弩之類。近體白刃戰要求士卒必須有熟巧過硬的技能,因此吳起認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不會殺敵技能),敗其所不便(不熟練)。故用兵之法,教戒(教育訓練)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治兵>)
,從而使全軍戰鬥力提高。此外,還要注意發揮士卒各自的特長,如「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雜役勤務),智者為謀主」(<同前>)。並把同鄉同里的人編在一起互為擔保,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加強了部隊的凝聚力。熟悉軍中信號和掌握養馬技術也是士卒訓練課目之一。
吳起對將領的要求十分嚴格,指出「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論將>)。作將者單憑勇敢還不夠,必須謹慎的有五點:「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同前>)。作為將領,除了文武兼備,能使屬下信服外,還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使之樂於為己效死力。
第三、根據敵情,審時度勢,用不同的對策打擊敵人。吳起最具創見者在於「料敵與戰」及「以寡擊眾」兩部份。「料敵與戰」就是孫子所稱之「校之以計」,依敵之各種戰力條件,詳予研判,再決定是否可戰,或是決定應敵方式。吳起因此完全站在魏國的立場,在書中具體的制定了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作戰方式。(<料敵>)「以寡擊眾」方法作戰者有二類,一是敵軍虛亂,以寡擊眾可勝;二是敵軍強我軍弱的戰術。
第四、看準戰機,猛攻敵人薄弱環節,即「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有八種情況不需要仔細的籌畫就可以發起攻擊;在六種情況下要避免與敵正面作戰;有十三種情況要抓住戰機,及時出擊,否則稍縱即逝,悔之不及。(<同前>)這些具體的規定,能使將領在遭遇到同類問題時增加機斷處置的能力。戰前對敵將的才能、品行、性格進行瞭解,根據其弱點設謀,也是取勝的重要手段。
第五、《吳子兵法》固是實際用兵作戰之一些原理、原則,其對戰爭所涉及之哲學思想問題亦有所論,較突出者三:一是界定戰爭起源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爭惡,四曰爭亂,五曰因饑」(<圖國>,以下所引同)。二是賦予「一勝者帝」的戰勝內涵。以為勝敵不難,保持勝利成果則較難,若各國彼此攻伐之時,若獲勝就不再有戰事的最理想,那勝者可以為帝。三是生死問題探討。為將者如何能樹立「樂死」、不怕死的情操?吳起認為基本上要使「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
總之,論吳起為人,重功利而棄倫常,安貪忍而就事業,不管 議。然觀《吳子兵法》,則治儒家、法家、政治家、軍事家於一爐,有體有用,有德有術,明朝王陽明則尊吳起尤甚於孫子(註5)。
第二節 司馬穰苴《司馬法》
春秋末年以後,封建兼併戰爭日趨激烈,各國統治者深感人才在治國安邦方面的重要,於是社會上禮賢下士、廣招賓客成風。作為知識分子的「士」這個階層的許多人,有的雖出身貧寒,但都憑藉一技之長,出將入相,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風雲人物。所謂「布衣之將」,司馬穰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司馬穰苴為春秋末年齊國名將,本姓田,為田完後裔。治軍嚴明,以軍法斬齊景公寵臣莊賈;精通兵法,戰勝晉、燕之師,收復失地而被齊景公封為「大司馬」(掌軍政,為軍事最高首長)後人遂以其官職稱之,故曰司馬穰苴。(註6)關於穰苴之生平,史少記載並無可考,約與孫子生活在同一時期,由李克論用兵者,獨推穰苴看來,其時穰苴之名或在孫子之上。
《司馬法》為我國最古老的兵書之一,究為何人所著,眾說紛紜。(註7)據《史記》所載,穰苴死後約一百五十年時,齊威王仿效穰苴「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命其大夫追論古時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號為《司馬穰苴兵法》。由此可見,成書於戰國中期的《司馬法》,不僅保存了古兵法的內容,還增加了司馬穰苴對春秋時期戰爭和兵制的研究心得。
《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法》,稱《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內容博大精深,司馬遷譽之為「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記.本傳贊》)。惜漢代以後散佚頗多,今本僅存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五篇(註8)而其中何者為司馬穰苴之論述已不得而知。但僅就現存五篇內容觀之,仍可窺其「閎廓深遠」特點之一斑。首先,論述範圍極其廣泛,短短三千餘字,幾乎涉及到軍事得各個領域;其次,書中保存許多古代用兵、治兵原則,尤其以法制軍的思想和大量具體軍法內容;再次,不少反映了春秋末期的戰爭觀、作戰指導思想和戰法(註9),論述如下:
第一、對待戰爭究竟持何種態度的問題。《司馬法》的政治思想係秉承中國三代以來聖賢之治的道統,講求仁政,「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常道)」(<仁本>,以下所引同)。若此,則境內諸侯悅服不敢來犯,國內刑罰事件亦消弭殆盡,對外就無戰事。「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人),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但當聖王之德有時而窮,則須採非常之手段,必要時更要採取戰爭,故曰:「正不獲意則權(變通),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中庸仁愛)」。如何才是「不得已」而戰,有用兵三原則,即「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當非用戰爭不可時,仍要採取某些補救方法,如能因此而免於出兵動武方為上策。首先,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準繩,而且明訂違反者應受之處分,才談得上發動義戰。「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察)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諸侯,彰明有罪。」制裁方法或禁令有九種:「憑弱犯寡則眚(削弱)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換)之,也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誅)之,犯令陵政則杜(絕)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再者,既發兵義戰,仍以愛民為前提,不可濫殺無辜,不使敵我雙方之人民的負擔增加。「戰道:不違時,不歷(選擇)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如喪,不因凶(荒年),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第二、《司馬法》關於治軍的思想核心可以用「禮、仁、信、義、勇、智」六德概括。即「古者逐奔(戰陣追擊)不過百步,縱綏(戰場逐敵)不過三舍 (九十里 ),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不窮人力,不強人之所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而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免降者之罪),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此種戰爭道德的修養與春秋早期,即西元前六三八年,楚、宋在泓水(今河南拓城北)發生的一場戰鬥相類。時宋襄公堅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戰敗受傷。(註10)正是由於《司馬法》也反映了這種「不鼓不成列」的仁義思想,所以有人把《司馬法》說成是西周「仁義之師」的兵法
(註11)。又「 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褻瀆)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 (治水和建築工程),無燔(焚燒)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強壯不校(抵抗)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這種布令,不但約束自己部隊,敵人也必然受此仁政而感動,大大減低敵對的抗拒行為,此對戰爭的遂行可收到相當助力。
第三、在作戰指導原則方面,《司馬法》提出「凡戰正(政令)不行則事專(專制),不服則法(繩之以法),不相信則一(齊一法令)。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堅決執行號令,使眾人行之不可反覆)自古之政也。」(<定爵>)在對敵作戰時,全軍精神面貌,尤其士氣是否高漲直接影響作戰之勝敗。即所謂「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本心固,新氣勝」(
<嚴位> )。古人把致勝分為治力、治氣兩種途徑。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為治力,避其銳氣,擊其墮歸,為治氣。力不全不可以持久,氣不勇不可以制敵。本心固,新氣勝,是講眾士愛國之心盛時,眾志成城,即《孫子》所謂能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新氣則勝。這是認為將士積極的心理因素可轉換成巨大的力量,主張採用各種方法激勵積極的心理因素,保持高昂的士氣,以保證戰鬥勝利。
此外,強調講求謀略權變,機動靈活,巧勝敵軍。「大小、堅柔、參伍 (編組用參伍 )、眾寡、凡兩(凡事正反兩面考慮),是謂戰權。」(<定爵>) 「凡戰,擊其微靜(兵力若小而故作鎮靜),避其強靜(兵力強大而又冷靜沉著);擊其疲倦,避其閒(安靜)窕(敏捷);擊其大懼(慌張大亂),避其小懼。」(
<嚴位> )「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陣地鞏固);危而觀其懼;靜而動其怠(懈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加兵攻擊);致 (誘致
)其屈;襲其規(規劃),因其不避(乘敵不自量力而加以打擊);阻其圖;奪其虛,乘其懼。」(<用眾>)這些都表現出春秋末年到戰國時以詭道用兵的思想。
另外,「順天奉時;阜(豐富)財因敵;懌(喜歡)眾勉(勉勵)若(順從);利地守隘;右兵弓矢禦(抵擋遠敵)、殳矛守(防禦近敵)、戈戟助(輔助殺敵)」 (<定爵>)
也是作戰應該考慮的問題。打仗要講求天時、地利、人和,講求廣集財富,重視兵器的配備和使用。如在兵器運用上,《司馬法》提出:「兵不雜(配合使用)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擊敵不便),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戰鬥行動不協調)。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不中用 )。」(<天子之義>)
總之,《司馬法》一書乃累積其前之軍事思想,加以整理、發揚,精確其可行性,用言簡明,意理深入淺出,涵蓋面廣,其論戰爭之用,教民練兵、心戰、謀略作為,指揮作戰思想,對現代軍事家可借鏡之處,應該很多。惟「非陳(布陣)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靈活運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嚴位>)為研究兵學理論者,不可不加深思品味。
第三節 孫臏《孫臏兵法》
長期以來,歷史學界對「孫子」究竟指孫武或是孫臏,除了《孫子兵法》外是否還有一部《孫臏兵法》?這些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縣銀雀山發掘的漢武帝初年所埋葬的漢墓中發現幾百枚竹簡,解開了二千多年的謎底:《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完全是各成系統的兩部兵書。一墓挖出兩《孫子》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巨大反響。
孫臏(西元前三八○--三二○年),為孫武的後人,生於戰國中期的齊國阿鄄之間 (今山東省陽谷、鄄城一帶 )。少曾與龐涓從鬼谷子學習兵法。龐涓入仕魏國後,自以才賢均不及孫臏而陰召謀害之,以法刑斷其兩足並
面。孫臏在魏既受囚禁,後因齊之使臣暗助乃逃到齊國,爾後效命齊王及將軍田忌。據史載,孫臏先後立下兩次大功,一次「桂陵之役」;一次「馬陵之役」。西元前三五三年,龐涓率兵攻趙,趙危如累卵而求救於齊,齊威王命田忌為大將軍、孫臏為軍師率軍出征。孫臏採「圍魏救趙」計策解趙國之圍,桂陵
(今山東省荷澤縣東北 )一仗,龐涓侵趙二萬多魏軍全部被殲。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再命田忌與孫臏出兵援之。齊軍直逼魏都大梁,龐涓急去韓回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趨)利者蹶(犧牲)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齊軍依計而行,而龐涓誤以齊軍綏敵逃散,乃棄其主力,僅率少數精銳窮追之。孫臏見龐涓中計,遂在馬陵道
(今山東濮縣北二十里) 兩旁高地密排弓弩手設伏,砍伐路樹刮皮書曰:「龐涓死於此樹下」。孫臏與士卒約定:火起為號,萬劍齊發。入夜後,龐涓果追至馬陵道樹下,隱約見白書,乃鑽火讀之,讀書未畢,齊軍已萬弩俱發。龐涓既為流矢所中,自認智窮而敗,乃自刎而死。馬陵之役,魏軍損兵折將,二萬精銳被殲。(註12)
《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此乃關於《孫臏兵法》最早的記載,以後便亡佚失傳。今本《孫臏兵法》是漢墓所發掘三百六十四簡,一萬一千餘字,經整理、注釋、編纂而成,分上、下兩卷,各十五篇。其中,原文有記篇名者二十一篇,九篇為整理者補齊篇名。雖其殘文損字,致使前後文意不相連貫,但思想大要是相通的。《孫臏兵法》總結了戰國中期及其以前的作戰經驗,並根據新的形勢提出了若干有價值的觀點和原則。(
註13)
第一、在對待戰爭問題上,孫臏主張持慎重的態度。他認為「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戰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只有「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見威王>)根據當時七雄並立,都有兼併他國、一統天下之心的情況,孫臏指出:仁義禮樂並不能制止戰爭,只能以戰止戰,但要贏得戰爭勝利,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得到民眾的支持,即「間(介)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月戰>)。二是物資儲備充分,即所謂「積(委積)弗如,勿與持久」(<五度九奪>),「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夫守而無委,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
(<見威王>) 。此意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物資儲備的基礎,正義的戰爭方能得到百姓的擁護,此即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孫臏已清楚地看到政治、經濟與戰爭之間是有機聯繫的整體。
第二、在軍隊建設上,孫臏強調「德行者,兵之厚積也」(<篡卒>),指出政治素質是軍隊建設的深厚基礎;其次是加強選練和管理。「兵之勝在於篡(選擇)卒,其勇在於制(法規)」,「其利(銳利)在於信(將帥言而有信),其德在於道」(<同前>),因此,必須用嚴厲的法制、高尚的武德去約束軍隊。關於賞罰,孫臏認為:「賞未行,罰未用,而民聽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賞高(高懸)罰下(下達),而民不聽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
(<奇正>)所以賞罰要符合軍心和實際情況,更具體規定「賞不逾日,罰不還面(轉臉不罰)」(<將德>)的原則。對於將領則要求不但有「義(正直)」、「仁(仁愛
)」、「德(德行端正)」、「信(講信用)」、「智(智謀過人)」等基本條件(<將義>),更要掌握「陣(破敵用兵之布陣法)」,「勢(利用有利態勢之法)」,「變(靈活運用戰法變化)」,「權(明察秋毫並能及時捕捉戰機,力爭主動)」等等。(<勢備>)
第三、在作戰指導方面,孫臏指出「恆勝有五:得主專制 (能夠獨立指揮) 」,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琱ㄢ茼酗迭G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將帥間不和),不勝。不用間,不勝。不得眾,不勝。」(<篡卒>)要保障大國的安全,擴大大國君主的威望,保障大國人民的生命,只有懂得戰爭規律才行,亦即懂得天文、地理、人情、敵情、陣法等。他十分強調創造有利的作戰態勢,發揮自己的優點長處,比如避敵精銳
,批亢搗虛;示弱以麻痺敵人;用謀略分散敵人,並集中兵力殲滅之;對於憑堅守固之敵人採用引蛇出洞的辦法,在運動中消滅它。(<五名五恭>)孫臏「貴勢」,是他兵學思想的一大特點。他對孫武「因敵制勝」思想也有具體發揮。主張從敵情出發,根據當時的地形條件和車、騎、步的特點,靈活運用,反對用一種固定的戰法去應付各種情況(<積疏>)。他對「奇」「正」也專門作了論述,認為「形以應形,正也;無形而制形,奇也。」(<奇正>)奇正變化無窮,全在於部署和使用兵力。
孫臏的思想受孫子影響甚深,且有延續吳起兵法的主張,惟孫臏論兵兼及國家大政、國防建設,而且反對窮兵黷武之貪功好戰(註14)。其以「慎戰」思想用兵,對當時戰國群雄之爭戰不休,具有警示制衡作用,可惜各國都已陷入戰爭漩渦中,欲獨善其身卻也不易,這未嘗不是思想家的理想經常必須受制於客觀現實的例證。
第四節 尉繚《尉繚子》
《尉繚子》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部著名典籍,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唐代杜牧曾引用其注釋《孫子》。北宋神宗將之編入《武經七書》,作為武學策試者必讀之書。南宋以來,人們以其「見名不見書」、「文氣不古」疑其為偽書(註15)。然漢墓出土《尉繚子》竹簡殘篇,其內容大致與今本相符,證明其書在西漢初期即已廣為流傳。惟《尉繚子》一書的作者及成書,學術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且眾說紛紜。
尉繚子其人生卒年不詳。若從《尉繚子》文字引證,歷史上應該有兩個尉繚,一個是戰國中期魏國人,與孟子同時,曾向梁惠王闡述富國強兵的意見;一個是生於戰國末期秦始皇時期的大梁人(今河南開封),曾於秦始皇十年
(西元前二三七年)晉見秦王嬴政,向秦王闡述統一天下的主張,受到秦王的重用,任秦國尉。此二人,前者姓尉名繚,後者則以官為姓。兩個尉繚都有著作傳世,今本《尉繚子》的前十二篇及書末<兵令>上、下篇當是戰國中期的尉繚與梁惠王問對的記錄,屬《漢志》雜家類的著作;今本《尉繚子》中闡述軍法禁令內容的後十篇當是秦始皇時期的尉繚的著作,屬《漢志》兵形勢家類的著作。今本<兵教下>中的「連刑」、「地禁」等十二項「教成之法」概括了<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等八篇的內容,說明此部份文字是獨立成卷者,與《尉繚子》其他各篇本不相連屬。
今本《尉繚子》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三個過程。第一個過程以《漢志》的著錄,雜家《尉繚》二十九篇和兵家《尉繚》三十一篇同時傳世;第二個過程以《隋書.經籍志》的著錄,僅有雜家《尉繚子》五卷傳世;第三個過程以編訂的《武經七書》,將兩部《尉繚》書的殘本作為一部兵書,成為今本定型的二十四篇(註16)。各篇均冠有篇名,曰:天官、兵談、制談、戰威、政權、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兵教令上、兵教令下、兵令上、兵令下。(註17)或謂其思想受商鞅的影響,是商學派人物,但也兼採儒、道、法、墨、兵諸家之論述(註18)。《尉繚子》是部闡述國家發展戰略和軍事戰略的理論專著,其內容之豐富、思想之精深,可以與《孫子兵法》妣美。
第一、治國思想以富國強兵為本。《尉繚子》認為土地是國家的根本,指出:「量土地肥 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兵談>)治理國家要城池、人口、糧食三者互相適應。「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者」(<戰威>)。《尉繚子》把軍事當作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一種特殊手段
,治理國家和用兵作戰是密不可分的。《尉繚子》還指出「土廣而任(使用),則國不得無富,民眾而制,則國不得無治。夫治且富之國,車不發軔,甲不暴出,而威制天下」(<兵談>),反映了富國強兵思想。
《尉繚子》指出,治理國家必須依靠法制,而通過法制以激勵人民勤奮耕戰,無私奉獻,此乃治國之最高境界,亦會無敵於天下。「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返)本(耕織本業)緣(遵循)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監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治本>);「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
《尉繚子》認為任用賢能之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舉措。「舉賢任能,不時日(占卜問時)而事(獲)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戰威>)。又「視(收納)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治理)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制談>)。因此,《尉繚子》強調「王國富民,霸國富士」(<戰威>)。獎勵耕戰,激勵士人,才能「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
」(<同前>)。
第二、戰術戰略思想以「道勝」為本。《尉繚子》認為戰爭的發起要光明正大,同時要策必勝之謀,乃所謂「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權>)。對求勝之基本觀念是「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兵談>),若是非出兵不足以制服敵人,則可從三方面使敵人不戰而屈服,即「高之以廊廟(朝廷)之論,重之以受命(下達作戰命令)之論,銳之踰垠(越國界入敵境)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戰權>)。上述「不暴甲而勝」是「道勝」的運用,而使敵人不戰而服是「威勝」的範圍,至於用兵殺敵只能以「力勝」。「道勝」是用兵作戰的最高境界,「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漢墓竹簡本<兵談>) 。為實現「道勝」,還必須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因此強調「凡兵不攻無過城,不殺無罪之人」、「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用兵),在於一人(懲罰獨夫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武議>)
在戰略上,《尉繚子》強調採取主動,以威取勝。「權(權謀)先加人者,敵不力交(交戰);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奮力迎戰)」、「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敗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戰權>)在戰術上,《尉繚子》強調集中兵力,以奇制勝。「兵以靜(安靜穩固)勝,國以專
(兵力集中) 勝;力分者弱,心疑則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豪邁),縱敵不擒 (殲滅)」(<攻權>)。「善禦敵者,正兵先合(與敵交戰),而后(後)扼(出奇攻擊
)之,此必勝之術也」(<兵令上>)。在將帥的作用上,《尉繚子》認為將帥關係國家的存亡安危,故曰「夫將,提鼓揮枹(鼓槌),臨難決戰,...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重視)將也」(<武議>)。主張將帥臨難處疑,指揮務求專一。「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於人。...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后,無敵於前」(<同前>)。將帥還要用自己良好的作風激勵士卒,率先垂範。「夫勤勞之師,將必從己先。故暑不立蓋,寒不重裘,有登隆之險,將必下步。軍井通而后飲,軍食熟而后食,軍壘成而后舍。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戰威>)。
第三、治軍思想以明賞嚴責為本。《尉繚子》認為法制是治國治軍的根本,主張健全法制,以法制軍。「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制談>)。號令明確,法制健全,就能使士卒統一行動,勇往直前。「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后,是以發(出兵)能中(獲取)利,動(行動)則有功」(<同前>)。
《尉繚子》主張執法要與教化結合起來,強調教化在治軍的作用。「國必有禮親愛之義,而后民以飢易飽;國必有考慈廉恥之俗,而后民以死易生。故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后刑罰,先親愛而后託其身焉」
(<戰威> );主張治軍要文武兼施,賞罰並重。「夫不愛說(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死已」(<攻權>)。《尉繚子》還強調賞罰要公正嚴明,「有功必賞,犯令必死」。認為賞罰要起到積極作用,必須要「刑上究,賞下流」。「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武議>)。如此方能發揚全軍將士的激情,英勇奮戰。
第四、哲學思想以「人事」為本。《尉繚子》認為「人事」的作用是國家安定,戰爭勝利的根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已而」(<戰威>)。而其關鍵在於發揮人的積極作用,發揮自身的能動作用,「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同前>)。「人事」包括範圍甚廣,除了工事設施、武器裝備外,主要為用人制度。
尉繚子其人,生平本末雖不十分詳盡,其事功表現,也無史書可以考證。其兵法雖不能稱為集諸家之大成,但關於戰爭原理、原則之立論,兼諸家之長而自成一格,思想幅度完整而有系統,為後世言兵者所重。尤其強調「戰爭的成敗全靠人為」,這是中國古來「人本思想」在兵法中的一貫表現,也是《尉繚子》的最大特色(註19)。
註 釋
1 以上所言吳起事略,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2 同前註。
3 茲以現代軍事用語略陳各篇要旨,圖國第一:論謀治國之道
,以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國治方可用兵,此乃「知己」者
也。料敵第二:評估敵人之虛實強弱,以列舉當時六國形勢
,說明用兵準則,此「知彼」者也。治兵第三:論整軍經武
,明恥教戰之事務。治論將第四:論選擇將領之標準。應變
第五:視情勢之演變而採行有效的作戰方案。勵士第六:論
激勵將卒作戰的方式。
4 金基洞,前引書,頁116、133。
5 王陽明,評註武經七書。南懷瑾主編,正統謀略學彙編,第
16冊,台北,老古出版社,1978年初版,頁112。
6 司馬穰苴身世及事略,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穰苴
列傳》。
7 清.孫星衍謂周公所著;唐.李靖《李衛公問對》謂姜太公
所著;《隋書.經籍志》、新舊《唐志》、《宋史.藝文志
》均謂司馬穰苴所著;《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謂周初即有
,司馬穰苴繼承後,傳之後代再追論成書。見金基洞,前引
書,頁138-139。今從史記。
8 各篇均摘其篇首為篇名,非專門之篇名。要旨如下,仁本第
一:論述戰爭總體思想。天子之義第二:論治國與治軍方法
。定爵第三:對戰爭通盤性介紹。嚴位第四:論述兩軍對峙
時的種種戰略與戰術。用眾第五:論述作戰取勝的方法。
9 王雲路注譯,司馬法,「導讀」,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
2月初版。
10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11 柳玲,中國古代兵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
知識叢書63,1994年7月初版,頁78。
12 以上所言孫臏事略,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然從出土
的《孫臏兵法》得知,龐涓已在桂陵之戰被擒,而非馬陵之
戰;再參證《戰國策》中<魏策>和<宋策>所載,馬陵之
戰所被擒者為魏太子申;而且龐涓係被生擒,非自刎而死。
13 各篇以現代軍事用語略陳要旨,上卷擒龐涓第一:論將帥之
智。見威王第二:論國家大政。威王問第三:論戰略戰術。
田忌問壘第四:論陣地部署。篡卒第五:論勝負之因素。月
戰第六:論慎戰。八陣第七:身為將領必備的條件。地葆第
八:論作戰地形。勢備第九:論戰鬥要素。兵情第十:論君
、將、兵三者與勝負關係。行篡第十一:論拉攏人心。殺士
第十二:論士兵之效命。延氣第十三:論激勵士氣。官一第
十四:論體制與戰術。強兵第十五:論富國強兵。下卷十陣
第十六:論軍隊部署。十問第十七:如何克敵制勝。略甲第
十八:論攻擊作戰甲士。客主人分第十九:主客之戰。善者
第二十:採取主動。五名五恭第二十一:如何應付各種敵人
。兵失第二十二:論戰事失利。將義第二十三:論將帥品德
。將德第二十四:將帥帶兵原則。將敗第二十五:論將帥的
敗德。將失第二十六:分析作戰失敗的原因。雄牝城第二十
七:論城塞。五度五奪第二十八:論爭取優勝。積疏第二十
九:論戰略運用。奇正第三十:出奇致勝的戰爭藝術。以上
見(一)呂育禎編著,孫臏兵法,台南,文國書局,中國歷代
兵法經典9,1996年4月1版,「目錄」;(二)金基洞,
前引書,頁164。
14 金基洞,前引書,頁165、181。
15 見張心澂,偽書通考,「尉繚子」條,台北,宏業書局,民
59年6月,頁802-804。
16 以上有關尉繚和《尉繚子》的考證,見劉春生譯注,尉繚
子,「前言」,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
17 各篇以現代軍事用語說明其內容,天官第一:百戰百勝全賴
人事,人定勝天。兵談第二:談治軍,由建國到治軍。制談
第三:談軍事制度,軍隊組織與信行。戰威第四:戰備的威
力在於道勝、威勝、力勝。攻權第五:攻擊作戰的手段,如
何攻必勝。守權第六:守城作戰的手段,如何守必固。十二
陵第七:選將的條件,能陵人而不被人陵。武議第八:對用
兵作戰的討論,使用武力的道理。將理第九:將軍與軍法,
軍事審判權。原官第十:論官員,設官分職。治本第十一:
辦理國事的根本道理,勤儉無私合作。戰權第十二:作戰的
手段,貴先勝,通權變。重刑令第十三:加重刑罰的規定,
刑重人少犯法。伍制令第十四:軍中聯保的規定,聯保連坐
法。分塞令第十五:營地的戒嚴規定,軍中戒嚴法。束伍令
第十六:約束部隊的軍令,官兵連坐法。經卒令第十七:部
隊的經常規定,軍備與佩章。勒卒令第十八:軍隊指揮的規
定,作戰隊形與教戰。將令第十九:大將所有的命令權,令
嚴能萬眾一心。踵軍令第二十:後備軍的規定,後備軍和後
方守備。兵教上第二十一:軍隊教育(上),教學連坐法。兵
教下第二十二:軍隊教育(下),必勝教育與戰法。兵令上第
二十三:用兵的規定(上),用兵本於仁義。兵令下第二十四
:用兵的規定(下),使將士用命。以上見金基洞,前引書,
頁185-186。
18 《漢志》雜家類《尉繚》下,唐.顏師古引漢.劉向《別錄
》注曰:「繚為商君學」。今人鄭良樹則將《尉繚子》與《
商君書》作比較研究,對此問題持肯定態度。見劉春生譯
注,前引書,「代序:《尉繚子》的內容和類屬」。
19 姜亦青校訂,尉繚子兵法,「簡介」,台北,東門出版社,
中國兵法套書6,1995年12月再版。
第四章 先秦兵學思想的發揚與拓新(代結論)
第一節 先秦兵學思想的特性
春秋時期,誕生了我國現存最早的兵學聖典《孫子兵法》。它總結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具有深刻的謀略思想,反映了戰爭的一般規律。它初步認識到戰爭本質,突破長期鬼神論、天命觀的束縛,強調戰爭「必取於人」;它分析戰爭中奇正、虛實、勇怯、強弱、安危、攻守等對立的現象及其相互轉化的關係;它揭示的某些戰爭規律和作戰原則,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於人」等,有其科學價值。
戰國時期,兵家著述紛起,為我國古代兵學著述的第一個高峰。具代表性的兵法有《吳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吳子兵法》強調「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政治與軍事兼重的戰略;《司馬法》提出「仁、義、禮、智、信、勇」為本的治軍思想;《孫臏兵法》認為富國才能強兵;《尉繚子》提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裡」(<兵令上>)的卓見。
春秋戰國之際,由於天子征戰,諸侯爭霸,戰亂頻繁,經史典籍、諸子百家也無不言及謀攻廟算、詭道用奇、應變用間的論兵謀略。儒家經典隨處可見仁義為本、足食足兵的思想;墨家經典體現「兼愛」、「非攻」,休養生息和注重武器與工程防護的主張;法家經典體現了講耕戰、重實力、貴權術、嚴刑罰的道理;道家經典體現「慈故能勇」、「柔弱勝剛強」、「進道若退」的辯證命題。
初步觀察中國先秦兵學思想,至少有兩項明顯的特性:早熟性與整合性。先秦兵學一直是後代兵學的典範,歷代兵學思想很少脫離先秦兵學所討論的主要線索,也很難擺脫先秦兵學作品的籠罩。例如東漢荀悅即曾建議比照漢武帝以武功賞官的前例,置尚武之官,位致比博士,而以高古的《司馬法》作為選拔標準。(註1)《武經七書》中除《李衛公問對》外,皆屬漢以前的兵書。明朝名將戚繼光也說:「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註2)比起西方兵學書籍往往快速遭到取代,不能不說是一特色。(註3)
整合性,是指中國先秦兵學很早即注意到戰爭所牽涉到的複雜層面,而思總合各種知識系統來面對戰爭的問題,全盤性地掌握決定勝負的因素。呂思勉曾說:「吾國之兵家,固多涉及治國。」(註4)是注意到了兵學中「兵勝本於政勝」的共許原理(註5)。先秦兵家認為兵事是「總文武,兼剛柔」之事,很少用偏狹的軍事觀點來衡量戰爭。天時、地理、人事變化的原則與機勢,都是兵學中所認真討論的課題。囿於時代的限制,中國先秦兵學理論再系統建構的廣度、深度與方法上,固然無法和現代所達到的成果相比擬,然而整合各種學問以構成完整的兵學理論體系的想法和做法,中國先秦兵學很早就有此類的探索。(註6)
第二節 先秦兵學思想的發揚
--兼論唐.李靖及其《李衛公問對》
秦、漢、晉、隋、唐統一過程的幾次大規模戰爭中,各名將分別成功地創造運用由近而遠、各個擊破、避實就虛、聲東擊西、水陸並進、分進合擊、先疲後打、奇兵突擊等戰略和戰術,黃石公《三略》(註7),諸葛亮《將苑》(註8)、《便宜十六策》(註9),李靖《李衛公問對》等就是這些奇韜方略的具體記載。
《李衛公問對》,「對」是下對上的答話,「問對」即是問答,是唐太宗李世民發問,其大將衛國公李靖回答,故全書名也名之曰《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此書見解雖是平常,但卻述說唐以前的兵書要點,很為詳細,不失為解說唐以前古兵書的好書,綜合言之,「是對古代兵學理論的闡揚但無所發展」。(註10)《李衛公問對》(以下簡稱《問對》)分上、中、下三卷,共一萬多字,主要內容與觀點如下:(註11)
第一、關於奇正相變之術的問題。《老子.五十七章》云:「以奇用兵」;《孫子.勢》篇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後代軍事家們與研治兵法者,雖十分重視此命題,然往往比較片面地強調「以奇用兵」、「以奇取勝」,未能對奇正的概念下一個確切的涵義。《問對》則總結《孫子》以來各家對奇正的分析,對此重要命題進行全面而深刻的論述。
首先,認為奇正是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而且非常強調奇制正的變化。它根據《孫子.勢》篇:「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的論點,指出奇正相變,循環往復,無有窮盡。惟有真正懂得奇正之變,才是掌握奇正學說的奧妙和精華,即「奇正之極致」,不知奇正之變,呆板死用兵法者,是不足談兵的(<卷上>)。其次,掌握奇正變化之術,不是平時的演習場上所能學到,必須在戰場上根據千變萬化實際情況「臨時制變」。其重點在已探究敵方虛實後,正兵變奇,奇兵變正,該分則分,該合則合,使軍隊保持高度機動性;「示形(偽裝)」以給敵人假象,而後出奇擊之。再次,兵力部署上,抽象地分割陣地為九宮格的方塊,「五為陣法,四為閒地」,實施機動的陣形變化
(<卷中> )。
第二、關於進攻與防禦的問題。《問對》提出:「攻是守之機(轉機),守是攻之策(手段),同歸乎勝而已矣」,攻與守兩者不可分割。而「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此謂戰爭中,敵我雙方總是分攻、守兩方面,問題不在誰是攻擊的一方,誰是防禦的一方,而在於正確運用戰術。至若攻防之時機,其根據《孫子.形》篇:「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進而闡發道:「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取捨)也。」《問對》還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瓦解敵人鬥志)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我軍旺盛士氣)而有待焉」(<卷下>)。
第三、關於陣法訓練的問題。《孫子.地形》篇:「教道 (訓練軍隊的原則和方法 )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問對》則進一步指出:「自古亂軍引勝(導致敵人獲勝),不可勝紀。」「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卷上>)為此,它提出要重視平時對官兵的訓練,提高他們的軍事素質,其中關鍵在於軍隊內部的團結,要處理好官兵關係;要與士卒親附,愛兵為上,「凡將先有愛結於上,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很少獲得成功)焉」但對於觸犯軍令者也毫不懈怠,當面懲罰。這是恩威並施,賞罰並用,其中恩是威的前提,即「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卷中>)其次,強調陣法的訓練,以達到在戰鬥中「鬥亂而(陣)法不亂」。為了加強對部隊的訓練,李靖創立了六花陣(註12)。至於訓練士卒,講究訓練方法,認為:「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卷上>)如何達到「教得其法」?提出三階段訓練法:即伍法
(五人一伍)、軍校(十伍合成一伍,百伍合成十伍)、陣圖(總合各軍校陣法訓練 ),最後大將軍行閱兵檢驗,看部隊奇正分合是否符合要求。(<卷中>)
除此之外,《問對》還就如何綜觀全局,掌握戰爭主動權;如何控制和使用將士等諸多問題進行探討。總之,內容豐富,論述深刻。
第三節 先秦兵學思想的拓新
唐代中期以後,天下承平日久,重文輕武之風日盛,兵學理論的發展受到抑制。趙匡胤建立北宋後,為進行統一戰爭和邊關禦侮的需要,逐漸加強兵法的研究,其後繼者也因與遼、金、下等政權鬥爭的需要而重視兵學的研究,從而促使兵學的研究再次得到提倡,一些頗具當時特色的兵書,如許洞《虎鈴經》、陳規《守城錄》、宋仁宗命曾公亮、丁度等編撰的《武經總要》等紛紛問世。但這些兵書加強了對軍事技術的研究,而政治、經濟、倫理等理論則相對減少。明代後期,由於外來火器與傳統火器的相併發展和大量使用,「抗倭禦虜」戰爭的進行,大大促進了兵學的研究,一大批研究火繩槍炮與冷兵器相結合的練兵、教戰、布陣和邊海防守備設施的兵書,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形成我國古代兵學發展的第二個高潮。如鄭若針對倭寇威脅,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嚴城守的海防戰略理論和繪製沿海地圖、海防圖的《籌海圖編》;戚繼光以練兵、教戰、用器、布陣見長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何良臣專講選練實戰之法的《陣紀》;茅元儀收有鄭和航海圖和神火非飛鴉等罕見資料的軍事百科全書《武備志》;焦勖傳播西方火器和使用技術《火攻挈要》;顧祖禹綜述山川險易和用兵得失的地理學巨著《讀史方輿紀要》等等。(註13)
中國先秦的兵學思想,在其固有傳統文化發展的過程中,自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其在世界軍事科學中,亦自有獨特的一脈淵源。在國外,中國古典兵學理論已然成為一種專門學問,它的影響已從軍事領域擴大到了政治、經濟、外交、歷史、文學,甚至體育等各方面。人們從中國兵學思想中發現其現代效用,於是乎,越來越多的人投入探討和研究之中。已非本文範圍,故不贅述。
註 釋
1 見荀悅《申鑒.時事篇》。
2 戚繼光,紀效新書,「自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7年。
3 東羅馬時代軍事教科書《戰略學》、《戰術學》,今研讀者
不多;十九世紀與克勞塞維茲齊名之兵學大師約米尼,其著
作《戰爭藝術》在當時固然流行,但今已不太為人所道;克
勞塞維茲的戰爭哲學自十九世紀以來,頗有典範意味,然而
歷史以進入「相互保證毀滅」的核子時代,他的《戰爭論》
也有寖衰之勢。以上所論參見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的演
進」,收入所著: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台北,軍事譯粹
社,民68年7月,頁42-60。
4 呂思勉,經子解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75年,台4
版,頁35。
5 《商君書.戰法》:「凡戰法必本於政勝。...政久持勝
術者,必彊至王」。
6 李訓詳,前引書,頁2-3。
7 《三略》,又稱《黃石公兵法》、《 上老人兵法》。世傳
為姜太公的兵法之一,經由黃石公的釐訂,於下 (今江蘇
縣)的 橋上傳授給張良,張良據此輔佐劉邦,滅秦亡
楚,底定天下,封為留侯,事見《史記.留侯世家》。但
《三略》的真正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或認
為是姜太公所作,或認為是秦末隱士黃石公所作,現今一般
認為其成書大致在東漢末年。書分上、中、下略,約三千八
百餘字,<上略>強調君主對於民心的動向要確實掌握;<
中略>強調君主需要有識人之明;<下略>說明治國的根本
。其大體上可以分為治國、作戰、統軍三大部份。見丘文宇
編著,「黃石公的生平事略及其兵法」,黃石公三略,台
南,文國書局,中國歷代兵法經典8,1996年4月1版。
8 《將苑》原稱《新書》,明朝李夢陽題作《心書》,清朝張
澍改稱《將苑》。全書五十篇,約五千字。南宋《遂初堂書
目》始有記載,明朝王士騏編《諸葛亮集》將其收入。原著
是否為諸葛亮所撰,尚有爭議。引自蔡佩茹編著,「『將苑
』簡介」,諸葛亮兵法,台南,文國出版社,中國歷代兵法
經典5,1996年4月1版。
9 《便宜十六策》,每策一篇,共十六篇,即治國、君臣、視
聽、納言、察疑、治人、舉措、考黜、治軍、賞罰、喜怒、
治亂、教令、斬斷、思慮、陰察。同前註。
10 劉仲平,前引書,頁171、174。
11 參見(一)鄔錫非注譯,李衛公問對,「導讀」,台北,三民
書局,民85年1月初版;(二)柳玲,前引書,頁97-102。
12 此陣圖已失傳,不得其詳,但仍可從《問對》中窺之大概。
見附圖七。
13 見(一)柳玲,前引書,頁45;(二)前引,中國歷代兵法經
典,「總序」。
附圖一
附圖二
附圖三
附圖四
附圖五
附圖六
附圖七
參 考 書 目
甲、傳統文獻
1 《禮記鄭注》,鄭玄註,台北,新興書局,民70年。
2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李宗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76年4版。
3 《四書集註》,朱熹,台北,世界書局,民71年。
4 《戰國策》,台北,里仁書局,民71年。
5 《史記》,新校本,三家注,台北,鼎文書局,民76年9版。
6 《漢書》,點校本,顏師古注,台北,洪氏出版社,民64年
3版。
7 《老子道德經》,王弼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68年景
印初版。
8 《莊子集釋》,郭慶藩,台北,世界書局,民71年。
9 《墨子閒詁》,孫詒讓,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68年景
印初版。
10 《管子》,房玄齡注,四部備要本,台北,中華書局,民62
年臺3版。
11 《商君書解詁定本》,朱師轍,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
64年景印初版。
12 《荀子集解》,王先謙,台北,世界書局,民70年10版。
13 《韓非子集解》,王先謙,台北,世界書局,民63年10版。
14 《呂氏春秋校釋》,尹仲容,民68年再版。
15 《淮南鴻烈解》,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65年景印初版
16 《孫子十一家注》,郭化若,台北,華正書局,民63年台1版
17 《司馬法》,王雲路注譯,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
18 《尉繚子》,劉春生譯注,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初版。
19 《尉繚子兵法》,姜亦青校訂,台北,東門出版社,1995年
再版。
20 《三略讀本》,傅傑注譯,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
21 《六韜讀本》,鄔錫非注譯,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
22 《吳子讀本》,王雲路,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
23 《李衛公問對》,鄔錫非注譯,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
24 《孫臏兵法註釋》,魏汝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65年
3版。
25 《孫臏兵法》,呂育禎,台南,文國書局,1996年。
26 《論衡》,王充,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27 《申鑒》,荀悅,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28 《評註武經七書》,王陽明,台北,老古出版社,1978年初
版。
29 《紀效新書》,戚繼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67年。
乙、近人論著
1 丁肇強,孫子述要,台北,臺灣高等教育出版社,民84年1版
2 王冬珍,墨學新探,台北,世界書局,民73年3版。
3 江瑔,讀子扈言,台北,泰順書局影印,民國64年。
4 呂思勉,經子解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75年台4版。
5 李訓詳,先秦的兵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
80年初版。
6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漢京文化公司,民76年
初版。
7 金基洞,中國歷代兵法家軍事思想,台北,幼獅文化公司,
民76年初版。
8 柳玲,中國古代兵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初版。
9 徐瑜編撰,不朽的戰爭藝術--孫子兵法,台北,時報文化
公司,中國歷代經典寶庫8,1996年3版。
10 張心澂,偽書通考,台北,宏業書局,民59年初版。
11 國防部編,戰爭原則釋義,民國48年初版。
12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古篇,台北,正中書局,民62年台9版。
13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民62年增訂7版
14 鈕先鍾編譯,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台北,軍事譯粹社,民
68年初版。
15 楊善群,孫子,台北,知書房出版社,頂尖人務19,1996年
初版。
16 劉仲平,中國軍事思想,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
會,民70年初版。
17 劉邁(節),孔子的生平,台北,五洲出版社,民67年初版。
18 蔡佩茹編著,諸葛亮兵法,台南,文國出版社,中國歷代兵
法經典5,1996年1版。
1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71
年3月。
20 魏汝霖、劉仲平,中國軍事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民74年修訂4版。
21 薩孟武,儒家政論衍義--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體系及其演
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71年初版。
22 韓復智編,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上),台北,臺灣學生書店,
民65年增訂版。
第一章 緒言
壹、研究台灣戰史的目的及範圍
旨在從荷西據台通商開始,歷經明鄭、清領、日據,以迄當前台澎金馬防衛作戰時期,擇其對台澎防衛作戰具有振聾發瞶效應的鄭成功復台戰役,明清澎湖海戰,劉銘傳抗法戰爭,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等重要戰役為探討範圍。
研究方向則從戰爭起因與經過,戰略與戰術等層面做容觀分析,期能擷取前人經教訓建立正確國防共識,積極的備戰,才是防止台海戰爭發生的最佳途徑。
貳、台灣地理位置及戰略形勢
台灣位處中國東南海域,東鄰太平洋,南與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西隔台灣海峽與福建相望,它是屏障大陸東南半壁江山的堡壘。
另金門與馬祖分踞台灣海峽南北,緊扼中共閩江口與廈門港之外與台澎遙相呼應。
台灣向為我海疆重地,早在康熙23年,降清名將施琅上疏奏謂保台時即明確指出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東南數省之藩籬」留之永固疆域,棄之必釀大禍,在戰略地位上十分重要。
就亞太戰略來說,北望琉球,南近菲律賓,東瀕太平洋,是西太平洋東北亞與東南亞「鏈島防線」之中央位置地略形勢十分重要。
就攻勢而言,金、馬可為我海軍艦隊前進基地,掌控海峽南北門戶。
就守勢而言,金馬設防,作為前哨基地,可擴大台澎防禦縱深,提供台澎防衛作戰早期預警,故欲鞏固台澎,必須確保金馬。
由於國際情勢的劇變,近代中國的處境,極為險惡慘痛,台灣的對外關係,更為複雜艱辛。17世紀初有荷蘭人的占領,繼有西班牙的入侵,18世紀清領時期民間械鬥頻傳,到19世紀為日本占領遭受外患欺凌,三百年來的台灣歷史是在內憂外患,胼手胝足中渡過。
參、台灣地區的戰史,就史料有關武力行動區分
一、正規作戰部份:
有明、荷澎湖之後,西荷之役,鄭成功復台之役,鄭經嗣位之役,明、清澎湖之役,劉銘傳抗法之役省民抗日之役,美軍轟台,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等。
二、非正規作戰部份:
海盜盤踞:其中勢力較大者如材乾道、林鳳、顏思齊、鄭芝龍等,均曾與明朝官兵在台灣海峽交戰。
?民間械鬥:其中以清道光平間鳳山、嘉義、咸豐年間鳳山、淡水之械鬥規模最大。
?反抗統治者地義。
"反荷起義:影響最大為郭懷一事件。
…反清起義:較具規模者有朱一貴、林爽文、載潮春等,其中朱一貴事件前後3年,清朝曾調四省兵力始治平。
?抗日起義:日軍占領之初,僅占領點、面仍由義軍所控制,前後達7年之久,政局才漸穩定,但仍有蕉吧哖(台南玉井)及霧社等大規模之抗日事件發生。
第貳章 荷蘭、明鄭時期
第一節 鄭成功復臺戰役
一、荷蘭據臺,淪為殖民:
明萬曆32年(1604年)荷蘭人韋麻郎(Wijbrand - van Waerwijck)率船隊行抵澎湖,伐木築舍,以為久居通商之所,後為明將沈有容諭退。天啟2年(1622年)
荷蘭人霍爾生率年),荷蘭人霍爾生(Cornelis Reijer sen)率軍攻占澎湖,築城置砲,並赴福州與中國談判通商未果。次年3月霍爾生又赴大員建造堡壘,以為貿易據點,並再度前往廈門談判事宜,然不僅未獲同意,中國更以海禁回應,荷蘭難以達成對中國貿易之願。
天啟4年(1624年)初,福建巡撫南居益派兵進攻澎湖,自2月至8月,雙方時有交鋒,荷蘭人審度情勢不利於自己,於是遣使談判,雙方協議荷蘭人拆城離開澎湖,中國則允諾彼可東赴臺灣建城造屋,此為荷蘭人據臺殖民之始。
二、揮師東征,反清復明:
鄭成功自隆武2年(1646年)毅然舉兵,為反清復明而努力,到永曆6年(1652年)與清軍交戰20餘次,勢力逐漸壯大。惟自南京兵敗,退守金門、廈門以後,又受清廷實施海禁影響,糧械俱乏,生計日蹙,成功每思突破困境而不可得。另一方面,荷蘭人治臺期間,與漢人發生衝突,郭懷一事件發生後,引起荷蘭人大肆殺戮。永曆13年陳永華力勸成功東征,原任荷人通議何斌提供荷蘭兵力部署狀況,並且獻以大員地圖及臺江附近重要地行與水文資料,鄭軍遂積極籌劃東征臺灣。
三、鏖戰臺江,收復故土:
鹿門天險,未予設防:
永曆15年4月1日(1661年4月29日)黎明,鄭成功所乘艦先頭已抵臺江外的沙線,隨即各船艦亦漁貫而至,五時天色漸明,已抵鹿耳門外,鄭成功放哨船由鹿耳門而入,以竹篙探測水深,初報稱水淺無法前進。蓋此港甚淺,沙泥淤積,且水底多暗礁,船觸之立破,為天然險要,平時大船無法從此處進出,故荷人不再設防。
鄭成功乃命設香案,冠帶叩祝,祝畢,湖水驟漲,水忽高數尺,諸石皆沒,似有神祝。十時鄭成功得由北口(鹿耳門港)進入臺江,主力直趨普羅門遮城(Providendia
今赤嵌)一部以宣毅前鎮提督陳澤銑船隊,從鹿耳門登岸扼守北線尾,以截斷來援的荷船,一部進入臺江,斷絕普城與熱蘭遮城(Zeelandia今安平)之間的連絡鎮。2日,揆一派彼得爾(Thomas
pedel)率精銳部隊250人,駕船急渡北線尾,以攔截虎衛銑船隊之登陸,又派上校阿爾多普(Captain Aeldorp)率兵200人架砲艦,從三鯤身橫渡到對岸普城阻止入臺江的鄭軍先鋒艦隊,以確保臺江航路的暢通,於是展開了臺江會戰。
鄭成功調度已定,荷軍海克托拉號(Hector van Troja)等4艦,向鄭軍船隊進攻,連發砲火,一時砲火交飛,巨響如雷,海沸濤騰,鄭軍頗有損失,唯鄭軍船艦不唯不怯,反集中多數船艦,將其包圍,此時海克托拉號等,有若飛蠅翼折墜地,群蟻交螯其軀。突然,海克托拉號被鄭軍擊中彈藥庫,一聲巨響,待濛濛硝煙消散之後,荷軍的主力戰艦海克托拉號已沉沒臺江,多爾芬號('sGravenlande)重傷,其餘均負創而逃。
在陸上方面,荷軍因占地利,以逸待勞,先按兵於北線尾沙丘高地上,相機發起攻勢。荷兵與鄭軍剛接觸荷軍認為鄭軍不足畏,視鄭軍猶如郭懷一時之部隊,一聞彈藥味必爭先逃命,及見登陸北線尾的宣毅前鎮陳澤所部銑船隊三千人,與荷軍彼得爾上校所率部隊發生激戰,結果,才發現鄭軍意外凶猛,前仆後繼,捨命爭先。彼得爾陣亡,250人之中只逃回80位,其餘大部戰死。荷軍水陸大敗。
鄭功乘勝追擊,下令何斌洪暄先鋒艦船為響導,長驅直搗羅民遮城,大軍於赤嵌的禾寮港(今臺南市西門路三山國王廟西邊十公尺處)登路。
?輕取普城,旗開得勝:
普羅民遮城守將貓難實叮(Jan Ven Valcken),見鄭軍兵力眾多,乃閉城堅守。鄭軍很快占領普城近郊。鄭軍列陣於赤嵌街及城北沙丘。一面紮營,一面包圍普城,並張貼安民布告及致書兩岸荷軍主將,勸其投降。漢人看到鄭軍來到,扶老攜幼,簞食壺漿來歡迎。何斌建議先派兵奪取糧倉,以防荷蘭人燒燬,如此,鄭軍又足夠半月的糧食。4月3日,普城守將派遣羅谷居夫婦逃出請援,為鄭軍捕獲,解送去見鄭成功,成功加以慰問並讚揚有加,命令通事吳邁、李仲、楊戎政送回普城,招降貓難實叮,期投降以保全城居民安全。普城守將以孤城援絕,又缺乏飲水,於四月六日(陽歷5月4日)投降。
?鄭軍受挫,再度缺糧:
4月7日令宣毅前鎮澤、侍衛陳廣等率水師由臺江進擊荷軍在熱城港畔的甲板船,擊沉焚毀各一,餘盾去,陳澤等泊於熱城下。北線尾的銑船隊,從北線尾南攻熱城。派馬信、劉國軒率兵從喜樹進七鯤身,沿沙汕進攻一鯤身的熱城,南北夾攻。荷軍以城上巨砲猛烈轟炸,數百荷軍衝出城外與鄭軍激戰,但鄭軍攻勢更猛,閉城堅守。
普城未降之前,鄭成功派使者勸揆一投降,並保證他們的安全。普城投降,揆一提出以銀十萬兩勞軍,每年依例輸貢,保有臺灣為條件。鄭成功則認為臺灣是中國領土,當然要歸返,荷人可以帶走所有東西,如願意留下來將一視同仁。4月7日鄭軍主力盡殲荷蘭船隊,占領二鯤身,成功留置兵力4000名,在熱城附近砲火不及處,建壘植柵。28日鄭軍以28門火砲,企圖強攻熱城,由於荷軍大砲猛轟,鄭軍損失慘重。為了避免增加傷亡,鄭成功下令停止硬攻,改便為圍城戰略,待期投降。自5月3日起,將市區和城之間的通路切斷,四面築起戰壕和土壘,並在城前掘起了一條溝道,在土堆中架設11座小砲。18日,鄭軍又開始缺糧,乃分汛屯墾以足食。荷軍馳臺,再興攻擊:鹿耳門海戰逃出之瑪利雅號(Maria),經50日之逆風困行抵達巴達維亞。巴達維亞總督立即派艦11搜騪,兵700,由卡宇(Tacob
Caeuw)認司令官,於6月出發馳援臺灣。
7月中旬抵臺灣進海。鄭成功見荷蘭援軍已到,料將有一場激戰,調整部署,命宣毅前鎮陳澤、戎旗左右協水師陳繼美、朱堯等率兵艦游戈及北線尾附近各沙洲待機,一見荷艦出動,立即發動攻擊。揆一完成不署,以砲艇柯凱金號(Koukerken)巡於熱城以北附近海域,派砲艇安克文號(Anckerveen)巡東南方海域,戰艦柯登霍夫號Cortenho-
ef)、羅南號(Loenen)、菩特號(Boede)、小商船(Galiot)、羅特符斯號(Roode Vos)、領港船吉格號(Jager)、以及一切其他船隻與單桅船(Sloops)等,皆奉指示待命出擊。
8月23三日,荷軍配合援軍發動另一波攻勢,當天暴風驟起,發砲都不能命中,大小荷艦分向臺江,齊向普城及北線尾反攻,主力指向北線尾。北線尾島的鄭軍以逸待勞,以銑船隊分頭應戰,以小型銑船隊圍住大型的荷艦。荷軍以大型的軍艦被鄭軍小型船艦圍住不能發揮強大的火力。荷艦遂被個個擊破,荷軍又大敗。這一戰鄭軍擄獲荷艦2艘、小艇3艘,人員30多人。荷軍敗降,收復故土:爾後荷軍再發動五次攻勢企圖奪回北線尾,均無結果。11月初荷乃在熱城四週海岸植木柵,以防鄭軍迫近。城軍缺水,環境狀況很糟。11月中清浙江總督李率泰來書,建議清荷同盟,請荷軍派部分兵力到福建與清軍聯合攻打廈門,先消除鄭軍的後援。揆一聽了非常高興立即召開會議,決議派卡宇率領最精銳的部隊參戰。12月3日卡宇率部隊離開臺灣,駛至澎湖突然起風暴,有3艘駛向臺灣,卡宇臨陣逃回巴達維亞。消息傳回臺灣,部分將士紛紛向鄭軍投降。鄭成功見狀改變作戰方式,由守勢改為攻勢作戰。揆一見城內環境日差,官兵、民眾因戰傷、疾病的、死亡的人數日增,士氣低落。於是召開緊急評議會議,向鄭成功投降。鄭成功派通譯李仲入城,經過五天的談判,鄭荷雙方簽訂和約18條。12月13日(1662年2月1日)於山川臺(今臺南市東門園環)正式受降典禮。揆一率荷兵600人,攜輕便武器,及家眷、私人財務登船回巴答維亞,結束荷蘭統治臺灣38年。
第二節 明清澎湖海戰
一、西征失敗,政局不穩:
清康熙13年(1674年)鄭經於繼位後12年,配合『三蕃之亂』西征,於康熙19年敗歸東寧,自此意志消沉,無心政事,由長子克爽秉政。克爽處事果決,頗有乃祖風範。惟鄭經死後,馮錫範聯絡鄭氏宗親設計殺害克爽,另擁年僅12的克塽(馮之女婿)為『國監』,政局逐漸不穩。六年西征期間,造成糧食減產,復以清廷嚴行遷界禁令,封鎖物資,導致經濟惡化。康熙21年1月,雞籠山(基隆)大疫,守軍士兵死亡過半。同年8月,雞籠山居民殺通事、搶糧,竹塹(新竹)、新港各社響應。由於各地情勢混亂、人心不穩,官兵降清事件頻頻不斷。
二、啟聖謀略,招降奏功:
康熙17年清廷重用閩人,認用姚啟聖為福建總督。康熙18年初福建總督姚啟聖在漳州設立『修來館』。這是鄭軍叛將黃性震所設計出來的。凡是東寧來降,文官投城,即照職推補,武官投城保提現任,兵士立刻撥營,務農者送回原籍,人民投降者,留長髮的賞銀50兩,短髮者賞20兩。對於鄭方的間諜,不但不予殺害,並厚賜禮金,認其往來臺海兩岸,用以偵探鄭軍情況。這一招使得鄭軍人心浮動,經展轉相傳,降者持續不斷,有案可查者官約五百餘人,士兵約三萬餘人。使清軍海上實力增加約二萬餘人。相約的使明鄭兵力減少,康熙20年,明鄭派兵澎湖及雞籠山後兵力就感不足。
三、澎湖海戰,一決雌雄:
明鄭與清廷和談,自康熙元年起至21年(1682年)計有十次均因剃髮問題,和議未果。康熙20年鄭經去世,明鄭內訌,清廷旋任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相機進剿。施琅取得專征之權後,隨即整軍經武,積極備戰。明鄭自西征失敗棄守金、廈後,澎湖即成成東寧國防前哨。
康熙22年(1683年7月8日)6月14日,清水師提督施琅率船300艘、兵20000,從銅出發攻打澎湖。劉國軒則以船225艘、兵一萬餘防守澎湖。依賴天時,按兵不動:6月15日早晨,鄭軍巡哨船發現清軍船隊已到清水
一帶。立即飛告國軒。宣毅左鎮邱輝認為『先發致人,半渡而擊之』國軒卻認為風暴可恃。傍晚,清軍才抵澎湖貓嶼、花嶼,當晚清船停泊於八罩島、水垵澳,並遣官到將軍澳、南大嶼(今七美嶼)安撫居民。
四、明鄭國軒下達作戰指導:
陸軍邊防部分:
獅頭嶼頭戎旗一鎮吳潛守風櫃尾、平北將軍果毅中鎮楊德守雞籠山、游兵鎮陳明同及中提督前鎮黃球守四角山、果毅後鎮吳祿同及侍衛後鎮顏國祥分守內塹、壁宿鎮楊章同及右先鋒鎮領兵李錫分守外塹、右虎衛領兵江高及侍衛忠營王鯉守東峙、後提督中鎮張顯守牛心灣、前鋒鎮黃顯等,各移大砲放置海岸,以防清軍停泊海岸。
?清軍混亂,主率受創:
16日黎明,清軍欲乘西南季風盛行,進攻澎湖。明鄭劉國軒於馬公港督鎮,命林昇、江勝、邱輝、曾瑞、王順、陳起明、楊文炳等駕船、戰船、趕繪船排列攻擊。清軍施琅以監理、曾成等為先遣部隊,鄧高、方卻為第二線,命吳英繼後夾攻。清軍水師行進混亂,各船自相衝撞。當時正值退潮,西南季風不盛。清軍先以7船突擊鄭船並逼進砲城,鄭軍將船隊分兩翼,合圍清軍,激戰清軍。施琅急率數船,衝入鄭軍,企圖解圍,鄭軍林昇率前鋒姚朝玉、智武鎮陳侃、戎旗五鎮陳時與林順、施廷、洪邦柱等船,結合成一大船隊合攻施琅。施琅被銑鎗擊傷右眼,藍理急來救援,以鬥頭,揮擲火罐,擊沉陳侃、陳時雨戰,擊傷林昇船,鄭水師稍退,施琅始得突圍。鄭軍蔡智、姚朝玉欲阻之,船被擊壞。林昇見清軍欲退,指揮諸船與藍理死戰,藍理腹部受傷,金門鎮千總游觀光敢來支援藍理。林昇身中三箭,不肯退讓,愈奮戰。戰至傍晚,仍不分勝負,親軍退出,迫於四角嶼附近的海域中。江勝、邱輝欲稱勝追擊,國軒恐追擊不利,於是擊金鼓,揮旗命令返防。
?商討戰略,攻取虎井:
16日晚清軍敗退,泊於西嶼頭。17日清退至八罩島、水垵諸澳,『嚴申軍令,查定功罪,賞罰官兵。』並商討戰略。興化鎮總兵吳英建議改變成『五梅花陣』。18日,清軍取虎井、桶盤兩島。20、21日施琅故用老弱驕兵之計,派兩股船隊假攻
理、內外塹,以分散鄭軍守勢。
"花鎮登場,明鄭敗降:
22日(7月16日)是決戰之日,施琅改變戰術,採用『三疊浪』『五梅花陣』區分三路右翼部隊(奇兵支隊):都督陳蟒、魏明及副將鄭元堂領軍,從東畔裡,直入雞籠嶼及四角嶼毀其砲臺。右翼部隊(疑兵支隊):遣總兵董義、康玉及邵委守備洪天錫領軍,從西畔內塹直入牛心灣,奪砲臺並作牽制鄭軍。
中央部隊:區分八股:
中央股:水師提督及親信。
左翼股:興化總兵吳英,統兵五百人為左翼。
右翼股:平陽總兵朱天貴,統兵500人。
次左股:金門總兵陳龍,率兵500人。
次右股:參將羅 ,率兵500人。
左三股:銅山總兵陳昌,率兵500人。
末右股:海壇總兵林賢,率兵500人,任右翼前鋒。
末左股:廈門總兵楊嘉瑞,率兵500人,任左翼前鋒。
遣大鳥船56艘,分為8股,每股7艘,分為三疊,以兩船為一疊,指揮船居中。此即『三壘浪五梅花陣戰法』,由施琅親自指揮,直攻媽宮。鄭軍各處砲臺及大小船艦,四面齊出迎敵,起初,鄭軍略呈優勢,清平陽總兵朱天貴戰死,海壇總兵林賢重傷,興化總兵吳英亦受傷。砲兵矢石交攻,煙焰敝天,咫尺莫辨。清軍在西南風幫助之下居上風,兵船不到清軍一半的鄭軍在天時不利的情況下,到了中午立即陷入苦戰。雖力死拼鬥,最後漸漸不支,完全潰敗。邱輝將軍引炸藥自殺,江勝被清圍攻而沉海死亡。本次戰役鄭軍焚殺、自殺及跳水溺死軍官共三百餘人,大小船隻共194艘。降清軍官165員,士兵4853名。清軍的損失較輕微,戰死329人,負傷1800餘名。明祚運終,五妃殉國:劉國軒見大勢已去率殘部逃回臺灣。劉國軒因繼潘之事耿耿於懷,又與姚啟聖書信互通,啟聖故意洩其書信,以挑撥離間劉國軒與『東寧王朝』之關係,所以國軒力主降清。『東寧王朝』全體上下面對清廷大軍兵臨城下之危急情勢,莫不各懷戒心,市井風鶴,惶惶不安。朝中和戰爭議不決,雖有南下呂宋,再建基業之議,但為國軒所阻。終以軍心換散,士無鬥志,且施琅妥採招撫策略,明白宣告無屠戮之意,鄭克塽逐決定率眾降清。閏6月7日明寧靖王以大明將祚,犧牲殉國,姬妾5人、侍官2人從之,慷慨就義,後人甚感忠烈,乃興建五妃廟,家以祭祀,兼表褒揚之意。八日明鄭遣使至澎湖,商議投降之事,7月11日劉國軒與馮錫範,分別以胞弟人質,22日兵民薙髮。8月11日清軍先頭部隊進鹿耳門時,清軍船隻互撞,毀十餘艘,賴何祐沿途標示前導,始得登岸。13日施琅至臺南,18日鄭克塽以下全部薙髮,明朝正朔逐告終亡。
第三節 戰爭勝負因素分
鄭成功復臺戰役
一、明鄭方面
民族大義,師出有名:
鄭成功認為臺灣與澎湖均緊臨福建,且漢人一直在此耕墾,故其必屬中國。而荷蘭人西來請其通商之際,在此並無寸土之地。此次率軍前來乃是收復故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師出有名,官兵自是萬眾一心、戰志昂揚,荷蘭人除退出全島外,毫無選擇。
?爭取外援,充實戰力:
永曆14年(1660年)7月,為準備攻打臺灣,派張光啟到日本像德川家綱借兵。但日本仍助以銅 、鹿銑、盔甲、倭刀等。
?情報正確,奇襲成功:
賴陳永華、何斌之建議,趁鹿耳門漲潮之際,快速進入臺江,先以兵力較弱之普城為第一目標,順利切斷普城與熱城互為犄角的戰略,使爾後作戰有利。
"掌握天時,士氣大振:
鄭成功所乘先頭船於外沙線鹿耳門港外時,即派放哨船由鹿耳門入,以竹篙探測水深,水淺無法前進。鄭成功乃命設香案助我潮水,俾首所向,可直入無礙,庶三軍從容登岸。
祭畢果然海水大漲,官兵以為天神助,作戰士氣大振。
二、荷蘭方面:
集中兵力,堅守待援:
崇禎4年(1631年)荷人在臺駐軍僅210人,至永曆15年(1661年)鄭成功率軍攻臺前,荷軍亦僅約1740人,面對擁有400餘艘艦隊及25000名鄭軍而言,彼此實力相差懸殊,加之甫經接戰,普城即告失陷,面對此一情況,荷軍盡撤基隆、淡水守軍,集中防守熱城,並派員向巴達維雅求援,此一戰略決策正確。
?部署不當,喪失先機:
臺江內海、北兩個出入水道,除南方水道可正常行船外,北方水道漲潮時亦可通行,惜荷軍未能部署重砲扼守,俟鄭軍進入臺江後,再重新部署,已失制敵機先,且使雙方戰略態勢完全改觀。設若荷軍能拒鄭軍於臺江之外,則內有熱城與普城互為犄角相互支援,必將使鄭軍付出重大代價。
?內部爭議,援軍遠遁:
荷方巴達維亞總督曾兩次兵援熱城,但均未發揮戰力。永曆14年(1660年),揆一認為明鄭攻臺再即,由萊恩(Jan van laan)率增援艦隊12艘,官兵600名抵達臺灣,但萊恩認為鄭軍並無明確攻臺徵兆,乃於次年2月將大部分增援船艦分派至印度各地,自身則率軍官歸返巴達維雅,僅留下增援士兵待命。另於巴達維雅當局獲知中國已登陸臺灣消息後,又倉促組成包括七百餘名之十艘船艦援軍,由凱宇指揮開赴臺灣增援,不料一戰失敗。與清軍合攻廈門之際,凱宇逃回巴達維亞,致使熱城荷軍士氣大受打擊。
明清澎湖海戰
一、明鄭方面
連年饑荒,民變迭起:
康熙20年(1681年)至康熙22年間安平地區連年旱荒,五穀不登,米貴如珠。康熙21年12月,承天府發生大火災,沿燒一千六百多家,數千人無家可歸。鄭經西征,財政困窘:鄭經西征期間,抽調大批青壯漢人及原住民參軍,糧食生產減少。復因連年征討,國庫空虛,百姓稅賦過重,民不聊生。此從康熙20年甚多百姓因無法繳納茅屋稅,而自毀其屋,可見一斑。
?八罩要域,部防失當:
澎湖四周港澳錯雜,若無水師優勢,甚難防守。國軒兵力部署,以八罩島暗礁多,而忽略其重要性,未與設防。遂使清軍得八罩島,以有利戰略態勢對明鄭實施決戰。
二、清軍方面:
掌握時機,積極備戰:
鄭經過世,以克 非嫡母所生,不能繼延平王位,發生宮廷內亂,巡撫姚啟聖與施琅見機不可失,遂積極造艦練兵,庶期一舉攻占臺灣,為清廷除去心腹大患。
?先占澎湖,爭取主動:
施琅在攻臺戰略上,採取穩紮穩打策略,從銅山出發,先以澎湖為目標。若遇頑強抵抗無法取勝,則採封鎖策略,若鄭軍敗退,澎湖則為進攻東寧的補給基地。進可攻,退可守。
?一鼓作氣,速戰速決:
在戰術上,施琅採取速戰速決策略,集中兵力,擊滅對方。決戰時兵分三路,施琅率主力56艘,以每股7艘,圍攻一船,利用優勢兵力殲滅敵軍。
第參章 清領、日據時期戰爭
第一節 劉銘傳抗法戰爭
一、諒山衝突,最後通諜:
1822年(清光緒8年)春,法海軍上校威利(Herry Riviere)率軍扺安海防,溯紅河,克河內,安南遣使向中國求援,清廷乃調岑毓英任雲貴總督,規畫防務。次年黑旗軍劉永福大敗法軍於紙橋,法國民間遂有進占海南、舟山或臺灣,以為中法談判籌碼之議,並迫使中國放棄對安南之宗主權。
光緒9年4月,中法於天津簽訂《中法簡明條約》五款,中國同意從東京(越南北部)撤軍,然5日,中、法雙方又在諒山觀音橋附近發生武裝衝突,法國乃發出最後通牒,限中國7日前履行天津條約,並要求鉅額賠款,逾期法國將恢復行動,必要時將占領臺灣,迫使中國屈服,北為法軍出兵攻臺之起因。
二、銘傳抵臺,調整防務:
清廷鑑於中法在南突嚴重,乃訓令臺灣道府劉璈積極布防。劉璈兵分5路,並以臺南府城為防禦重點(全臺40營防軍,臺南布防31營)。適逢廷軍機處改組,改派名將劉銘傳督辦臺灣防務。
銘傳抵臺後研析法軍動向,並認為臺南安平港逐漸淤塞,重要性日減;基隆產煤,必為要攻取目標;且基隆港灣天成,利於戰艦停泊,遂立即調整守備兵力,改以基隆、臺北為防禦重點。
三、法軍犯臺,覬覦煤礦:
光緒10年3月18日,法軍一艘巡洋艦哇爾號(Ie Volta)從香港抵基隆,瞭望繪圖,強行購煤,欲入砲臺受阻,乃開砲威嚇。地方官乃令商行送煤一千擔始得平息。
焚燒存煤,戰術至當:
光緒10年6月13日(1884.8.2日),在福建巡弋的法國﹁中國艦隊﹂指揮官李士卑斯(Lespes),接到本國「破壞基隆港防備並占領基隆市街及附近煤礦」的命令,就統率旗艦加列索尼爾號(Galissonniere)及1艘巡洋艦、2艘砲艦,侵入基隆,向守軍蘇得勝提出最後通諜,要求蘇得勝於15日上年8時交出砲臺。蘇得勝不肯,諸將乃一面嚴防,一面飛報。劉銘傳得訊親馳戰。6月15日早晨8時,李士卑斯就命令各艦開砲,攻打港口要塞。蘇得勝督兵迎戰,揭開臺灣保衛戰之序幕。社寮島(今和平島)有新築砲臺五尊,督砲營官源姜鴻勝下令砲還擊,第一砲就擊中法艦。雙方砲戰中,又有3顆砲彈落在加列索尼爾號上,李士卑斯一看正面攻擊,知中國砲,只能正攻不側擊,急令各艦轉移位置,五艘法艦開始對岸上猛烈砲擊,不久社寮島砲臺前壁被炸毀,並炸死中國守軍砲手,於8時45分,火藥庫被法艦擊中,爆炸起火燃燒,兵82人被炸死,同時延燒到附近村莊,蘇得勝下令撤退。10時左右,法軍馬丁(Martin)中校率位亞爾號的陸戰隊400名,在艦砲掩蔎之下,從二沙灣登陸,占領無線電山。午後法軍水雷分隊將占領區內所有砲臺的中國設備全部破壞。
16日,清晨天晴朗,凌晨六時左右,法軍傑克米爾(Jacaumier) 上尉率非露斯號(Villors)的陸戰隊去偵察基隆市街,途中被守將曹志忠揮兵殺退。劉銘傳得訊,命令蘇得勝、章高元、曹志忠等兵分3路,採分進合擊,圍攻二沙灣的法軍。法軍馬丁中校狼狽率隊逃回艦上,並對基隆外海實施長期封鎖。此役法軍戰死2名,負傷11名。雖法軍被擊退,但劉銘傳深知法軍船堅砲利,若再增兵增船,因離海過近,難抵敵砲火,遂令曹志忠所部移紮後山以保兵銳。另外,劉銘傳又派擢勝營營官楊洪彪,拆八斗子煤礦機器,將其移至山後,以絕法人窺伺之心,至於約一萬五千餘噸存煤,則灌注煤油燒毀。
?淡水之役,法軍大敗:
光緒10年6月26日(1884.8.16日),法國茹費里(M.J.Villars) 內閣,在上、下院,通過3800萬法郎的戰爭預算案。這是法國在19世紀最大的戰爭費用。8月19日,法駐北京代表公使借口基隆事件,要求賠款8000萬法郎,並在清廷答覆以,法國大使館就下降國旗離開北京,清法外交關係正式破裂。1884年7月中旬,法艦陸續由香港駛往福州附近海域,先頭的一艘砲艦因不熟悉航道,在馬祖擱淺沉沒。後續來的由英國領航員章新引進江。有8艘軍艦,2艘魚雷快艇,在馬尾外的羅星塔錨地停泊。2艘停在馬祖,2艘停在長門。這時清廷仍在央求列強調停,不准福州守軍採取備戰行為,以博得列強的參與調停及獲得法國的友好。8月23日,孤拔(Courbet)
和李士卑斯的艦隊,偷襲閩江,破壞沿江軍備,炸毀港口造船廠,使我國海軍受到重創。然後合併《東京》、《中國》二艦隊,重新編成《遠東艦隊》,以弧拔為總司令,李士卑斯為副司令,對我正式宣戰。7月下旬及8月上旬,法艦大部停留在馬祖,對基隆、淡水海域實施封鎖。8月13日晨6時,弧拔命令法軍一齊對基隆、淡水開砲。
四、在基隆方面:
8月13日黎明,在弧拔親自指揮下,令封鎖港口的5艘軍艦先向岸上射擊,攻打基隆要塞,發射巨砲掩護倍爾(Ber) 少校所率領的619名的陸戰隊,從仙洞東南海濱登陸,攻占仙洞西側山頂。清軍恪靖營營官畢長和,率百餘人出擊,血戰2小時,清軍不支而退。位爾占領仙洞西側一座山後,採分進合擊,被清軍章高元、陳永隆二部阻於山口,我軍傷亡愈百,劉銘傳見狀,乃飭將40磅大砲啟用,連放11砲,命中7砲,法軍紛紛後退。是日,11時以後,弧拔派洛克路易(Lacroix)和藍齊(Lange)各率一大隊的步兵和一砲兵中隊登陸支援,蘇得勝、志忠二督兵奮戰戰況不利後退。法軍陸續登陸,到了晚上,法軍全部順利登陸。此役法軍戰死7人,傷68人。8月14日淡水守軍提督孫開華向劉銘傳告急,劉銘傳巡視前線,看淡水情勢危急,認為淡水到臺北府城,道路較為平坦,且有淡水河可航行,該處砲臺新造,尚未完工,倘淪陷將危及臺北府城。基隆港口置於敵人艦砲射程之內,不易固守,臺北府城守軍兵力單薄,於當日半夜,命基隆的守軍後撤,祗留曹志忠的部隊3個營,餘駐軍後移,扼守獅球嶺,並將煤礦破壞,機器拆除,以免資敵,而且讓法軍死了攻臺的心裡。把蘇得勝、章高元各部各部調往淡水增援。法軍在無抵抗的情形下,向前推進,占領基隆西部,8月2日占領獅球領,基隆至為法軍占領。
五、在淡水方面:
李士卑斯統率旗艦加列索尼爾號(Galissonniere)、戰艦特別翁洪號(Triomp-honte)巡洋艦(D'Estaing) 前往淡水港,於8月13日對淡水地區外國人發出戰爭警告,也在14日早晨至七時霧始散去,下令開砲。駐守淡水的提督孫開華、劉朝祐,率守軍奮戰,法軍巡洋艦桅檣受損。法艦發砲擊中中崙砲臺及沙崙新砲臺,守兵2、30人死傷。李士卑斯不敢登陸。向基隆作戰的弧拔求援。孤拔再派二艘巡洋艦、1艘運輸艦、2艘水雷艇及陸戰士兵600人開往淡水助戰,並任馬丁中校為指揮,預定於18日強行登陸淡水,但因海波太大而延期。
8月20日上午9時,李士卑斯下令8艘法艦開始攻擊,掩護登陸部隊登陸。孫開華督龔占埋伏於假港口及李定明埋伏油車口,章高元督兵埋伏於八臺山後,土勇張李成一營埋伏於北路。未幾法軍分三路登陸,登陸後隨即與埋伏部隊展開激戰,登陸法軍第1、2中隊被困於森林地帶,死傷慘重,其他各隊亦遭伏擊,守軍個個勇作戰法軍被擊斃300多人,餘潰退,守軍緊追,落水溺死7、80人,法艦急忙以艦砲掩護,撤退回艦上。法軍承認這是一次嚴重的戰敗,此役法軍死10人,受傷49人;清軍死亡營官3人,勇丁百餘人。滬尾英人登山觀戰,無不稱頌孫開華之英勇,送食物以為歡慶。9月5日,法軍指揮官孤拔宣布封鎖臺灣全島,北起蘇澳、基隆、淡水,南至鵝鑾鼻,全長339公里,封鎖線從海岸線起5海浬。
六、鳥嘴之役,爭議平息:
當時暖暖是基隆至臺北的軍事要衝,劉銘傳在瑞芳至暖暖之間,沿河布置防線。法軍占領基隆,對海上實施封鎖,劉銘傳亦採取下列措施:
調整部署,沿據點外圍,利用基隆市郊的山地,構築一條長壕,進駐月眉山,居高臨下,監視敵人。
?繼續向大陸申請援助,所得成效並不理想;在10月以前僅得淮軍劉朝祜部500人,槍1000枝,張之洞協餉50000兩、洋槍1400枝及火藥若干。劉銘傳希望吳宏洛5營來臺;沒有成功。續到的江陰淮軍800。合計只有1000多人。
七、動員地方民力,支援作戰:
李彤恩首先召募土勇一營,令張李成統領,協防滬尾。續有李守謨、梁純夫、陳華、陳星聚等為了收復基隆,召募土勇1000人,分派防守基隆。其後是武舉王廷理、周玉謙等捐資召募土勇300,防守深澳等地。新竹紳士林汝梅籌餉召募土勇200,協守新竹。彰化紳士林朝棟,備餉二月募土勇500人,助防暖暖。總兵柳泰和募土勇800,防守觀音山。曹志忠募土勇1000,分駐大武崙、六堵一帶。蘇得勝募土勇1000,分防水腳。宜蘭募土勇1000就地防守。合計約5000人,但土勇所攜器機不精,素質不良,未受訓練,且兵多則餉械更增。曹志忠於9月15日率同湘軍與土勇,自七堵分途向獅球領下之九芎坑出擊。法軍以大砲居高臨下轟擊,清軍死傷40餘人。法軍以清軍屢來騷擾,9月17日派出一輕裝部隊,至獅球領東南地區實施偵察。到了9月26日法軍郎基少校率四中隊至南尼卡瀑布區(今八堵東北)實施偵查,與清軍發生遭戰。清軍周玉謙等率土勇600,嚴守鳥嘴峰扺抗(在八堵與獅球領之間),林朝棟、曹志忠聞砲聲前往支援,激戰3日,法軍官死1,士兵10餘人,清軍死傷逾百。法軍退回基隆。10月20日法軍熱芮(Thirion)上尉一中隊又向鳥嘴峰進攻,接戰不久清軍紛至,法軍見情況不妙,自行後退。10月25日晨,法軍以輕兵,迂迴侵入清軍堡壘,清軍防備不及,發生肉搏戰。法軍又以火燒穹窖內的清軍,穹窖出口太小,頗有死傷。戰至九時,清軍有土勇來支援,士氣大振,法軍後退之時,法軍又有一中隊來增援。經幾次激戰,鳥嘴峰終為法軍占領。鳥嘴峰之役後《召募土勇,包打基隆》的議論才平息下來。
八、月眉之役,凍餒奮戰:
當時的暖暖為自基隆通達臺北、宜蘭的孔道,所以清軍主力集中於此。暖暖前之月眉山,距基隆甚近,山高林密,形勢良好,足以瞰制敵人,又可控制煤礦區,故清軍以月眉山為前哨,全力據守。駐基隆的法軍如欲南下臺北,必須先占領月眉山。法軍苦於兵力不足,僅派斥候騷擾。
11月24四日,新任法軍陸軍指揮官路捷斯尼(Duchesne)上校,增派四個中隊,分攻大坑埔、大水窟、鳥嘴峰、石梯等地,被林朝棟等土勇擊退。12月9日路捷斯尼上校因病住院,改由李偉林(Bertanx-Levillain)中校任指揮官,法軍以正面作戰不制勝,就編成一個強力的游擊隊,以步兵、砲兵、工兵及輕裝救護隊組合一約1900人之游擊隊,每名兵士攜帶120發彈藥,4天乾糧。該隊於當晚躲過清軍之前哨監視,於次(10日)黎明抵大水窟、圓窗嶺一帶,與清軍先頭部隊發生戰鬥,十時卅分,隊集結。
11時區分二路:一路分攻大水窟、圓窗嶺(法軍稱為八堵谷地);另一路後衛,以船載兵四百,自八斗子登陸,包抄深澳坑後方。民團不敵,法軍便自側面攻上月眉山。廖得勝、張仁貴等奮力仰攻上山,擊斃法軍數十名,血戰1日,清軍克復月眉山。大水窟及圓窗嶺附近之法軍,分別被林朝棟、鄧長安所部擊退。當日下午下起大雨,雙方不得不停止戰鬥。11至15日每天下雨,清軍將士忍饑冒雨,全身淋溼,凍餒交迫,堅守山頂,築堡待戰,曹志中、林朝棟,往返波,言之淚下。
光緒11年1月15日,左宗棠派王詩正一軍馳臺,李鴻章所派聶士成淮勇850人及陳鳴志募土勇均於3月初到防。法軍於1月16日雨停之後即重新整補游擊,於17日完成作戰準備,兵力約1280人,每人攜帶彈藥170發,乾糧6日份。
1月18日清晨3時半左右,法軍陸軍杜奇尼上校親游擊隊再從基隆全面進攻。6時到達大水窟、圓窗嶺附近。清軍曹志忠、劉朝祐等一面堅守戲臺山,一面飛書告急於蘇得勝,蘇乃以500人自六堵馳援。19日法軍自枕頭山、竹嵩山、龍潭堵三路進逼月眉山。時守將曹志忠六營,已調出二營,分紮大武崙;又調300人,分守戲臺山,故月眉山陣地很長,兵卻很少,成為法軍攻擊之目標。法軍自深澳坑抄襲長牆背後,將臺山截斷,並三面包圍月眉山。清軍腹部受創,死傷慘重。時林朝棟部守大水窟;蘇樹森部守四腳亭,尚未戰敗。19日夜,銘傳接獲戰報,恐六堵空虛,法軍如自獅球嶺攔截,會切斷清軍歸路,連夜親率聶士成部400人馳援六堵。
至20日,清軍退至基隆河南岸與法軍成隔河對峙。激戰3天,大水窟、四角亭、月眉山等陣地,落入法軍手中。此役法軍死傷400餘人,清軍死傷1000餘人,而湘軍死傷尤多。
九、強弩之末,孤拔病逝:
光緒11年2月13日早晨,孤拔巴雅號等8艘軍艦侵入澎湖媽宮港,沿港砲臺悉被炸毀,法軍分兩路登陸:一路由媽宮,守將梁景夫死守四角仔要塞,予法軍猛烈轟擊,擊中法艦一艘。終因火力無法壓制法軍攻勢,媽宮附近要塞被法軍夷為平地。一路由苑裡,守將周善祈等分兵抗拒,前仆後繼,死傷殆盡,於二月十六日,湖淪陷。
光緒11年2月6日至17日(1885年3月22日至4月2日),清軍越南戰區陸軍將領馮子材、蘇元春、王孝祺等在中越邊境諒山與法軍激戰,法軍將領尼格列(Negrier)身負重傷,法軍大敗,消息傳回法國,內閣總理茹費理於1885年3月30被迫下臺。
光緒11年4月28日,弧拔因赤痢轉變為貧血症,病情惡化,聲音微弱,於4月29九日病逝,享年59。中法兩國代表,4月27日在天津議和,法軍於6月24四日全部撤離臺灣。
第二節 省民抗日戰爭
一、人口過剩,積極南進:
日本位於亞洲大陸棚之一角。因國土狹小、人口過剩、國內資本高度發展、市場狹小、原料缺乏,故屢尋藉口,奪取殖民地。琉球首受其害。自吞併琉球後,即積極南下,再吞併臺灣。
日本1983年創設陸軍大學。1885年延聘德國軍官,前後3年,內容以高等用兵術為主,特重師戰術,以圖上戰術、現地戰術、兵棋及參謀旅行等教學方法,並傳授《師》、《兵站》兩種觀念,對日本建軍之影響深遠。1887年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海權論提出後,日本即從事海軍戰略戰術之研究。
甲午戰爭末期,清廷已經主動尋求和談的途徑。伊藤博文在此時主張以武力占領臺灣、澎湖。希望造成「既成事實」,以掌握和談的優勢。於1895年1月,即編組《混成支隊》,此一混成支隊,係由後備步兵第1聯隊之2個大隊,第12聯隊兩個大隊,及臨時配屬之山砲中隊,彈藥縱列、糧食縱列等編成。由後備步兵第1聯隊長比志島義輝兼任司令官,根據情報,澎湖守備兵力狀況,派遣5508名士兵(其中包佁軍夫1572名),於3月15日由九州佐世保啟錨發航,於20日到達將軍嶼附海域。
二、垂涎臺灣,占領澎湖:
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於是甲午戰爭爆發,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密諭總督譚鍾麟及臺灣巡撫邵友濂,加強臺灣防務。當時駐澎湖總兵吳宏洛負責經營。譚鍾麟認為澎湖與臺灣有脣齒相依的關係,必須加強防備。至12月下旬,原駐澎湖3營,增加至13營,總兵力5000人以上。
?果毅軍練營、宏字左營、宏字前哨營(原駐)。
宏字副營、宏字左營(臺南附近新募,於7月抵達)。
?宏字右營、(在廣東新募,於8月抵達)。
防軍砲營(在廣東新募,於10月扺達)。
定海衛營、定海右營(由臺灣選拔,於10月扺達)。
'水雷營三哨(由福州調來,10月扺達)。
'防軍左營、防軍右營(臺灣新募,11月扺達)。
"防軍前營、防軍後營(於湖南新募,12月扺達)。
中日戰爭1895年1月13日,山東威海衛為日軍攻陷,大本營便決定出兵占領澎沽島為海軍根據地。
日軍大本營根據情報評估,編組一遠征軍,其兵力編組為:
?支隊以3個步兵大隊與第12聯隊第2大隊為主幹,並配5騎兵、1個山砲中隊。
支隊其他配屬有步、砲彈藥各半縱列及糧食一縱列。
?步兵、騎兵均配備村田式單發步槍。
艦隊編制:松島、橋立、嚴島、千代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州、和泉。
配屬補給艦兼情報艦西京丸、醫療船兼補給船神戶丸、補給船相模丸、萬國丸。由後備步兵第1聯隊長比志島義任指揮官,於3月15日由九州佐世保軍港啟航後,海上毫無障礙,於20日下午扺澎湖群島南端之將軍嶼。
當時清軍聞悉日本集結艦隊南下,乃訓令唐景崧嚴密部署。澎湖地區守軍有12營、砲兵2營、海軍1營,約6000人,砲臺7,均為英製安式(Armstrong)砲,總兵為周振邦。
23日,9時30分許,浪速、秋津州、高千穗等3艘日艦對澎湖馬公東南裡正角灣拱北砲臺展開密集砲擊。在砲火掩護下,其陸軍於當日下午在裡正角良文港等處登陸,旋即向內陸推進,於14時占領尖山社。
此時清軍之前哨朱上泮部約500人部署於大武山,日軍偵悉後,以步兵大隊(約1300人)展開向其攻擊,激戰3小時,雙方傷亡慘重,旋清軍以敵眾我寡開始撤退,此一制高點在16時失陷。
防守澎湖之清軍主力約有1500人,部署於大城北社(湖西鄉武城)及拱北砲臺一線。24日凌晨,日軍在優勢之火力掩護下,使用4:1的戰力比,向清軍發起攻擊,守軍英勇扺抗,鏖戰半日,大統領朱上泮中彈身亡。到中午清軍漸不支退回馬公白沙,大城北社及拱北砲臺遂陷。
拱北砲臺既陷,敵即以第1聯隊之第1大隊繼攻馬公,城內清軍約400名、砲4門,均不能發揮預期之威力,經敵數次衝鋒後即潰敗,14時,馬公全部為敵所占領。日軍在3月26日遣兵占領西嶼,澎湖諸島遂全部為日軍占領。
三、馬關條約,割讓臺澎:
1895月2日(光緒21年4月8日),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省。台灣人民公推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定國名為『臺灣民主國』,年號《建元》《永清》,定《藍地黃虎》為國旗。5月25日丘逢甲等向唐景崧呈上《臺灣民主國之印》。任劉永福為民主大將軍,丘逢甲為團練使,太僕正卿林維源為議長。
臺灣民主國對外標榜獨立自主,對內依舊是滿清政府的東南屏障。致清廷電文中說『臺灣士民義不臣倭,願作民,永戴聖清。』
日軍大批集結在臺灣北部外海,唐景崧知北部地方最為緊急,遂重新調整部署:
1.獅球嶺:林朝棟移守臺中,以胡友勝接防,兵4營。
2.三貂嶺:以記名總兵徐邦道守,兵4營。
3.金包里:以統領陳國柱馬守,兵1營。
4.瑞芳:以副將吳國華,統領胡連勝、包幹臣、陳柱波分兵駐守,兵7營。
5.澳底:以記名提督曾熹照駐守,兵4營。
6.淡水:以鄖陽鎮總兵綦高會、記名總兵廖得勝、海壇協副將余致廷分兵駐守,兵10營。
7.台北:以義勇統領邱逢毋巡守。
8.八里坌:以都司黃宗河駐守,兵1營。
9.大嵙崁:以記名提督余清勝駐守,兵4營。
10.楊梅壢:以總兵吳光亮駐守,兵8營。
12新竹:以臺民統領吳湯興駐守,兵4營。
13.大甲:以侯補道楊汝翼駐守,兵4營。
14.臺中:以侯道林朝棟駐守,兵7營。
15.彰化:以彰化縣知縣羅樹勛、統領沈富山、營官徐學仁駐守,兵3營。
16.林圮埔:以守備王得標駐守,兵7營。
17.布袋嘴:以記名總兵譚少宗駐守,兵2營。
18.臺南:以南澳鎮總兵劉永福駐守,兵12營。
19.打狗:以都司邱啟標駐守,兵2營。
20.東港:以副將吳光忠駐守,兵4營。
21.臺東:以副將袁鍚中駐守,兵4營。
22.蘇澳:以參將沈祺山駐守,兵2營。
四、義軍抗日,風起雲湧:
淡基嚴防,澳底迂迴:
澳底屬臺北縣貢寮鄉,為臺灣東北角沿岸的漁村,位置偏僻,距三貂嶺僅十餘公里,近年因預定興建核四廠於此,而使澳底鹽寮名聲大噪。沿岸浪平水深,可泊巨艦。為東北角少有之沙岸。
5月22日,日本常備艦隊「浪速」與「高千穗」兩艦則受命擔任前鋒,先至臺灣偵察地形。25日,浪速、高千穗及松島三艦已抵淡水、金山、基隆及三貂灣澳底等地偵察,並召開作戰會議,認為淡水港口淤淺,船艦靠岸不易且守軍防範周密,難以攻取,基隆駐有重兵必遭嚴重抵抗,惟澳底地勢遼闊,海面水深浪平適合登陸。將此作戰分析以電信傳送中城灣總部。
日本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獲電後,立即召集海陸將領會商決議:
?取消原定淡水登陸計畫。
以三貂灣沙灘鹽寮為登陸地點。
?登陸部隊所乘艦船均以基隆東北方釣魚臺群島(尖閣島)以南五里處海面集結待命,並電召澎湖混成支隊至基隆接應。
5月29日,日軍首先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他們首先佯攻西邊的金包里(今日金山),實際傾其主力由北白川宮久親王率領的日本近衛師團的第一旅,從基隆東邊的鹽寮登陸。29日上午10時58分,日艦松島號首先到澳底海面。至下午1時8分,日軍船艦陸續抵達。防守蚊子坑、澳底的統領曾喜照聞訊,一面嚴陣以待,一面飛稟告急,率四百多人防守。日軍主力在鹽寮登陸後,日軍先頭部隊繼向三貂嶺、九分及基隆推進。
6月3日上午6時,日軍海陸軍聯合攻基隆。上午8時,陸軍部隊登陸基隆市區,展開城鎮戢鬥。下午1時,大雨突然傾盆而下,日軍因視線模糊,縮小包圍。另第1聯隊第2中隊,亦在一時大雨中,步砲協同作戰攻獅球領,獅球領是扼守基隆與臺北間交通的要域,其下有鐵路穿越,可瞰制基隆港區,自南而北綿亙500公尺。
此役,規模比瑞芳之役為大,但日軍的死傷較輕。參加戰鬥的近衛師團士兵約4000多人,兵戰死4人、受傷25人,軍官受傷1人。我軍抗日約3000人,死者200多人。基隆淪陷,唐景崧、林棟、兵逢甲等人紛紛內渡大陸。此後,與日軍對抗的主要力量,不再是「正規軍」了。代而起的是民間自組的地方武力,林朝棟、丘逢甲等人的部隊解散後,多半為其所吸收。這股劫力,經過整合後,逐漸壯,大成為抗日主體。這時反抗軍的力量是在保家。7日,日軍近衛師團,占領臺北城。
?三峽斬鯨,日軍暴行:
臺北的淪陷,並不是整個北部地區的淪陷。金山的臺勇在統領簡溪水的領導下,以一營兵力,打敗數倍的日軍兵力。6月12日,近衛師團第一旅團佐佐木元綱中尉,奉命循鐵路線向新竹一帶偵察。19日,日軍第一旅團第二聯隊長阪井重季大佐(上校)率一混成支隊(步兵、騎兵、野戰砲兵、機關砲隊、糧食縱隊)約1000多人,向楊梅進犯。義勇軍死傷3人。
22日,阪井大佐率部攻入新竹城,義軍知不敵而退至客雅山。日軍遂進城,以孔廟為兵站。由於補給線過長,部隊病患過多,開始徵召臺灣苦力,支援後勤。7月9日,吳湯興又重整大軍,從頭份分三路向新竹城反攻。傅德星攻東門,陳澄波攻西門,吳湯興攻南門。義勇軍開到頭山(今新竹公園)以後,用大砲向新竹城砲轟,軍也開始還擊,兩軍又在十八尖山展開大戰,日軍從新竹西門派來大批援軍,義勇軍敗退。向十八尖山轉進。12日,近衛師團第二旅團長山根成信少將率山根混成支隊約2600餘人,自臺北經桃園、中壢方向搜索。
坊城大隊方面:由坊城俊章少佐所率領的步兵大隊約900人,其中第六中隊櫻井茂夫特務曹長,護送著運糧船隊,溯大漢溪水路前進時,在隆恩埔時,遭到陳小埤所率的義勇軍奇襲,押車的35人,幾乎全隊被義軍殲滅。另一方面第七中隊今田鸁大尉中隊長,亦在當地居民一面假裝與日軍親善,協助搬運,以博得信任;一方面則飛報「三角湧義民營」警戒,並分兵部署之下,在蘇力的指揮下,在分水崙設下袋形的攻擊陣勢,日軍被圍,特別挑選四位士兵化裝成漢人,在本地嚮導帶領下,到達中壢求援。是役日軍死傷200餘人。
山根支隊方面:山根信成第三聯隊兩個大隊、砲兵第四中隊、騎兵一小隊,由臺北出發向大嵙崁推進,山根支隊大舉進攻大嵙崁,義軍領袖江國輝、呂建邦、簡玉和等率眾抵抗。不久,義軍領袖江國輝被擒、呂建邦負傷,義軍遂往深山逃逸。日軍山根支隊在大嵙崁村(今大溪)得佑坊城支隊被圍,就前來三角湧。
19日,內藤支隊、松原支隊,也一齊到三角湧。坊城大隊即在三峽一帶展開「無差別掃蕩」,日軍所到之處,見房屋就燒,見人便殺,三峽、土城、板橋、新莊一帶觸目所見都是死屍,滿目淒涼的破墟。
?尖筆苦戰,苗栗棄守:
8月6日5時,近衛師團山根少將率所部一聯隊,自新埔庄向樹杞林街 (今竹東)進攻,侵入水尾庄;林學院部兵力寡少,不戰而退。同時,近衛師團伊崎少佐另率一隊,攻進管付坑,被傅德星部攔截。山根部隊越過樹杞林街,進入水仙領,也被陳澄波部所阻。日軍持續增援,傅、陳二部,迫近尖筆山義軍的重要據點枕頭山和卵面。
3日,日軍近衛師團集結兵力約一萬五千人,由能久親王指揮攻尖筆山。尖筆山,標高542公尺,是新竹與苗栗間的天然屏障,地劫險要,遂成為中部義勇軍第一道防禦線。防守該地義軍約七千多人。
8日黎明,日軍川村少將的右翼部隊,進攻枕頭山,義軍徐驤率部迎戰;內藤大佐的左翼部隊,攻擊雞卵面,吳湯興率部迎戰。日軍自登陸以來首次在臺使用野砲作戰。日軍常備艦隊派『吉野』及『浪速』二艘軍艦前來新竹海域,支援尖筆山作戰。
9日清晨,日軍集中三聯隊兵力,並以二艦砲為掩護,北白川宮親率預備隊,進攻尖筆山。下午5時,日軍山根聯隊,進入頭份街,楊載雲戰死,其部潰散。是役日軍軍官死1名、士兵2名,義勇軍死200多人。
13日,日軍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2個旅團的兵力,分為三路,攻進苗栗。是日近午,日軍山根少將率領前衛支隊,越進後龍。這時,苗栗的守軍,,由臺南劉永福派來支援的吳彭年及知縣李烇二部外,其餘的是由新竹、尖筆山、頭份等地轉戰而來的義軍,個個戰得精疲力盡。吳彭年不顧生死,督勵三百名部下,在坎間山一帶築三個堡壘,阻止日軍前進。日軍猛烈攻擊仍不能前進,由川村景明率一旅,從後龍迂迴進擊,管帶袁錦清,幫帶林鴻貴相繼陣亡,後繼不援,被迫向牛罵頭(今清水)
轉進。
14日清晨7時,日軍進入苗栗市街時,義軍及居民由於日軍的無差別掃蕩,原本有一千多戶人家的村鎮,整個村鎮空無一人。
"八卦浴血,碧血長存:
苗栗失守,中部據點以芬園、八卦山臺地為最佳。牛罵頭雖可利用大甲溪為天然防線,但是日軍可由葫蘆墩(今豐原)取路南下,而且葫蘆墩四面無山,無險可據,大甲溪南的牛罵頭,在戰略上又無防守價值;因,此軍就退守八卦山脈前的芬園,部署防禦陣地。王得標率一營守中寮庄;劉得勝率一營守中庄後;孔憲盈率一營守茄苳庄;羅樹勛、羅汝澤各率一營守市仔尾;吳湯興、徐驤等義首各率一營守八卦山;李維義率四營坐鎮彰化城;吳彭年則率所部扼大肚溪南岸榮光寮一帶。兵力合計12營,實際約3600人左右而已。
8月26日上午9時30分,能久親王抵崁仔腳庄(今大肚)附近,偵察八卦山情勢。被義軍發現,一齊發砲轟擊。北白川宮及山根少將、緒方中校及其乖馬中彈負傷。
28日淩晨零時30分左右,日軍就區分左右兩翼,開始分批渡河,進攻八卦山。清晨5、6點鐘左右,義軍尚未發現日軍已渡河攻擊。日軍以內藤大佐率步兵1大隊,攻入斗砲庄,占領大竹圍庄高地。同時右翼部隊也抵達船頭庄,與茄苳腳庄義軍孔憲盈對壘。八卦山上的義軍李士柄、沈福山、湯仁貴等部,從八卦山上開槍迎擊。日軍內藤部隊施用步砲攻打,推進八卦山下。這時候,日軍左翼一部,也迫近榮光寮庄,遭義軍王德標部所阻,不能前進。日軍右翼以重金利用當地嚮導,迂迴猛攻已經侵入八卦山東側高地。義勇軍李士炳、沈福山、湯仁貴相繼陣亡,吳湯興及徐驤趨前救應,吳湯興也中砲壯烈戰死;日軍遂占據八卦山。吳彭年率部正在大肚溪南榮光寮庄北小高地阻擊來日軍,遙望八卦山上已樹起白旗,急率部攻山,不幸中彈,部屬要扶他逃生,拒之,自殺成仁。
…日軍獸行,令人髮指:
日軍占領彰化以後,時值八月酷暑,許多屍首暴露於矮叢與溪流間,散發瘴毒之氣,引發痢疾,日軍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到了九月,全師團4/5的兵員都有生病,第2旅團團長山根信成也病逝了。
9月17日,擬定分由3路進攻臺南計畫如下:
?陸路南進部隊由近衛師團擔任,向嘉義附近挺進,司令官能久親王中將。
枋寮附近登陸部隊,由第2師團、第3旅團及第2師團宜屬部隊之一部擔任,司令官乃木希典中將。
?布袋嘴附近登陸部隊,由軍司令部、混成第4旅團及第2師團宜屬部隊擔任,司令官貞愛親王中將。
々枋寮登陸之掩護部隊,由常備艦隊(以軍艦4艘、運輸艦及汽艇20艘編成)擔任,司令官有地品之允中將。
ぁ布袋嘴登陸掩護部隊,由常備分遣隊(以軍艦2艘、運輸艦及汽艇19艘編成)擔任,司令官東鄉平八郎少將。
7日晨,日軍內藤大佐側隊,到達雲林街(今斗六),前衛深入他里霧(今斗南),姦殺婦女,無所不做。王得標、徐驤、簡成功、簡精華諸部,據守牛挑灣及雲林北門高地迎戰,相持3小時,日軍以步、砲、騎三兵種聯合作戰,採突穿方式,宜攻義軍,義軍不支敗退。在他里霧的日軍前衛,被王得、標林義成二部所阻,激戰2小時。
8日10時,日軍川村少將的前衛分三路,指向大莆林(今大林)。一路攻甘蔗庄,一路攻大莆林街,一路攻大莆林東側。義軍蕭三發、黃榮邦戰死,餘眾退回嘉義。
9日黎明,日南進軍在嘉義會師,分為三路向嘉義縣城開始總攻擊。上午11時,川村少將率前衛攻北門,須永中佐右側隊攻打西門,內藤大佐率左側隊攻打東門。王得標、孫育萬、劉步陞、簡精華、簡成功、楊鍚九、憑練芳等率部死守城門。日軍由於砲彈威力猛烈,劉步陞、楊錫久、憑練芳、陳開憶等戰死。日軍使用竹梯攀登城牆,先破西門和北門,繼入東門。義軍殘部由南門逃走。
?旅團登陸,血染布袋:
10月10日登陸部隊,由日軍名將東鄉平八郎中將指揮,伏見宮貞愛親王旅團長所統轄之混成第4旅團(約15600人),分乘19艘的運輪船,由浪速、濟遠、海門三艘軍艦護衛,在布袋嘴(今布袋鎮)登陸。
13日,開到東石南河流南岸,徵用附近竹筏過河,侵入東石庄內。侯庚接報,分兵設伏,並命村民詐降。裡松大尉以為庄民皆懾服,傳令所部卸下武裝,正在休息,侯庚兵分三路殺人。裡松率部逃至東石北端,以堆積如山的蚵殼作為掩護,開槍應戰,戰至下午五時義軍愈來愈多,裡松大尉派四人衝出重圍,奪取一小舟,向濟遠艦號求救。15日,日軍展開報復性的掃蕩。
?師團登陸,攻略打狗:
11日上午8時,日軍枋寮登陸部隊在司令官海軍中將有地品之允,指揮吉野、秋津、大和、八重山、西京等艦砲掩護下,乃木希典中將率第2師團 (約10400人),分乘運輪艦20餘艘,自枋寮附近北邊之番仔崙登陸。該地無兵防守,日軍未見義軍以為中伏,先遣部隊未見地雷,乃木中將率隊向內陸前進。第2師團由有地中將,於凌晨率吉野、浪速、秋津洲、大和、八重山及濟遠等日艦及日汽艇從北門附近搶灘,但誤觸地雷爆炸。
?三面受敵,府城淪陷:
16日,日軍常備艦隊戰艦6艘,由有地中將率領進攻打狗港(今高雄)。知州劉成良率福字軍營兵及水勇、砲勇迎戰,自督旗後砲臺轟擊敵軍艦。日艦也猛轟砲臺,戰至中午,砲臺被毀,劉成良被迫轉進臺南。
17日,「八重山」軍艦轉來訓令,指示第2師團須在21日推進至二行層溪,並準備23日與近衛師團、混成旅團一齊對臺南城發動總攻擊。
19日,在高雄方面,日軍山岡中佐率獨立騎兵隊為先遣部隊,排除義軍鄭青所部,向二行層溪攻擊。到下午,有一小部隊已到臺南城小南門。
在布袋方面,登陸部隊攻略鐵線橋,兵分二路。一路進攻蕭壟(今佳里),由佐佐木直率領的海岸支隊;一路進攻麻豆,由貞愛親王所率領的本隊;義軍幫帶劉永福急派劉光明、蘇建、邦蘇定、邦徐榮生等率兵千名,增援麻豆。
入夜後至10月19日,日軍對臺南已完成三面包圍態勢。劉永福集眾商議,軍隊潰散,難以死守,城內士紳,勸其內渡。10月21日,日軍入城,並向安平推進,臺南府城淪陷。28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病逝。
第三節 戰爭勝負因素分析
劉銘傳抗法戰爭:
一、清軍方面:
作戰任務,圓滿達成:
從國家戰略觀點看,中法戰爭起因於越南,波及臺灣,劉銘傳仍能在臺灣艱苦支撐戰局,臺北府城迄中法戰爭結束尚確保,已達成作戰的主要責任。
?調整部署,至為允當:
中法戰爭,前原守將劉璈以臺南府城為防禦重點。劉銘傳到任後研判基隆產煤具有軍事及商業價值,臺北、基隆必為法軍首要攻擊目標,立刻調整兵力部署,改以臺北為防禦重點,此項戰略調整至為允當。
?動員民力,支援作戰:
中法戰爭全程,各地民兵均能主動支援作戰,如水之役,張李成率土勇支援作戰,屢建其功。光緒十年八月二十日臺北府陳華召募土勇一千餘人與曹志忠所部襲擾法軍。另月眉山之役,林朝林棟、蘇樹森亦各率土勇一營支援作戰,使正規部隊發揮更大戰力,符合組建民力,以面制點之戰爭原則。
二、法軍方面:
目標錯誤,兵力分散:
以基隆、淡水同為目標,未能集中兵力,形成重點攻擊,且被清軍誘入複雜地形,不利遠征軍之作戰。
?千里遠征,師勞兵疲:
法軍千里遠征,面對中國軍隊英勇抵抗,深知欲以少數陸戰隊,無法實現占領基隆市街,及其附近煤礦之作戰計畫,戰既不能勝,和亦不可行,乃被迫實施消耗戰略,長期封鎖臺灣海域,造成師勞兵疲,士無鬥志之窘狀。
?疾疫流行,戰力折損:
法軍自光緒10年7月占領基隆後,中法兩軍均患流行疫疾,法軍多死於赤痢、傷寒。10、11兩月間,疾病死亡人數即達70人,對軍隊持續戰力影響甚大。
第肆章 臺澎金馬防衛時期戰爭
第一節 古寧頭戰役
一、屹立不搖,固若金湯:
金門舊名浯洲嶼,又名汕洲,明朝初年始用今名,明將周全斌,曾大敗清軍於此。鄭成功及鄭經,為匡復明室,經營為練兵之所。民國3年7月,設金門縣治,并轄烈嶼(小金門)、大瞪、小瞪、大膽、二膽諸島,控閩南泉州、漳州兩府海口之咽喉。
民國38年4月國共和談破裂,共軍大舉偷渡長江,京滬棄守,林彪部隊長驅直入湘粵;劉伯誠所部進窺川滇,攻略西南;彭德懷所部直趨甘寧,掠奪西北;陳毅所部由浙入閩,攻陷福州、廈門;同年10月17日廈門淪陷,金門遂成為共軍進犯目標。
陳毅以其第28、29、31軍于澳頭、圍頭、塔頭、金井、蓮河、大伯、小伯、大瞪、小瞪、角嶼諸地,集結兵力,並徵集渡海工具,推進砲兵陣地,積極部署,準備進犯金門。共軍:第10團3個軍、7個團,各軍均有砲兵團之編配,另兵團本部直轄。有重榴、野砲、特務與輜重各一約兩萬餘人。
二、枕戈待旦,鐵騎發威:
10月24日下午,國軍配屬予第118師第353團之戰車第3連(欠第3排),依據兵團既定計畫,於觀音山亙西一點紅間地區,為預想之機動打擊,實施步戰協同作戰,直至黃昏結束,正待返防(頂保),忽有該連第1排戰車1輛,不慎陷入壟口附近沙灘,進退不得。用車拖救,不但無功,反而把履帶弄掉。連長周名琴,只得率第2排返防,由第一排排長楊展指揮全棑,於現地等待營保組之到來。25日零時深夜,金門風高浪急,共軍渡海舟具係臨時徵集,形式不一,導航設備簡陋,操作難以控制,且船多擁擠,隊形紊亂,共軍原計畫在瓊林海灘登陸,由於受強勁東北季風影響,被風吹到古寧頭之間的海灘。
25日零晨3時,突然亮起兩發紅色信號彈,接著砲聲隆隆將近10分鐘。砲聲突然中止,不久,水際傳來嘩啦涉水聲,愈來愈清晰。楊排長知道這是高潮時間,判斷是共軍來犯徵候,以無線電呼叫全排,全排3輛戰車以一線展開,向壟口登陸之共軍掃射,為金門殲滅戰開出第一槍。
三、百戰軍魂,英烈千秋:
凌晨4時,共軍主力功陷古寧頭北山、林厝等地,企圖攻略金門城。金西守軍201師師長鄭果,即命第一線除留部分堅守重要海灘據點,據止共軍登陸外,主力退守觀音亭山,安歧至淵頭之第二線抵抗阻敵向內陸推進,並為反擊之支撐。此時我海軍艦艇二艘,亦駛抵古寧頭西北海域,以火力射擊共軍後繼舟波,並協助地面守軍作戰。
5時30分,18軍軍長高魁元受命統一指揮反擊作戰,區分3路:
(一)北路由18師師長尹俊指揮,於瓊林以北集結,沿海岸線,經壟口、觀音亭山以北之東一點紅、西一點紅向古寧頭左側背攻擊,並將所有擱淺之共軍船隻,徹底焚毀,不容共軍船隻返航用。
(二)中路由118師師長李樹蘭指揮,利用逆襲之成果,由湖南高地、湖尾之線,向安歧、林厝、古寧頭攻擊前進。
(三)南路由金門城向132高地挺進,協同第118師對安歧、埔頭之攻擊,奪取埔頭後,再向林厝、古寧頭攻擊前進。
迄天亮前,在觀音亭山及湖尾等處,擊斃共軍約3000餘人,俘虜1000餘名。
8時許,我空軍冒惡劣天候,臨空助戰。不斷轟炸對岸廈門至圍頭共軍砲兵陣地,並掃射登陸古寧頭共軍陣地與海上船隻。海軍中榮、南安等鑑艇,則封鎖古寧頭西北海域,阻止共軍後續增援。
下午2時,我反擊部隊圍攻埔頭、林厝,與共軍展開逐屋爭奪戰,登陸之共軍,大部就殲,少數仍據守堅固房舍,頑抗死守。
下午3時,有千餘共軍向西浦頭猛撲,雙方鏖戰僵持,第14師第42團團長李光前,為激勵士氣,不顧槍林彈雨,向林厝以南率先衝擊,不幸中彈成仁,官兵傷亡亦重。民國40年,百姓為感念其英勇,於殉國之處建廟膜拜。
入夜後,我僅以第31、353團及第601團第3營,對古寧頭地區敵軍,徹夜包圍監視。其餘部隊集結整頓,加強戰備。
晚上,我空軍派出偵察機3架次,攜帶大量照明彈及炸彈,整夜監視共軍行動。
四、共軍增援,無助戰局:
26日凌晨3時,共軍趁我不備,由共軍第82師第246團團長張雲秀,親率千餘人,秘密渡海增援,相繼於古寧頭北端登陸。26日凌晨4時,第18軍高魁元軍長,兵分4路在海、空、戰、砲之協同支援下,向林厝、古寧頭攻擊。
古寧頭為核心之共軍陣地,幅員雖小,但林厝、北山、南山三個村莊多屬磚瓦建築,對輕兵器有防護效果。西岸有四個堅固永久姓碉堡,共軍利用這些設施及地形地物,以其6000人(包含增援部隊)構築相互支援火網,固守此一陣地,迫使我軍不得不付出昂貴代價。
11時,胡璉將軍登岸,即赴前線了解狀況,並指示:
(一)第一線攻擊部隊於入暮前,攻佔古寧頭。
(二)第118師師長李樹蘭,應親臨安岐前線。
(三)第19軍軍長劉雲翰,應以所部於虎尾高地、湖南高地及132高地之線,部署防禦陣地。
第118師首先擊退安岐、埔頭以北之敵軍,直驅林厝南部。此時,第54團亦攻克西一點紅高地,官兵插旗歡呼,聲威壯烈。第354團受此刺激,亦奮力一衝,奪取林厝,並在戰車第3連的協同下,續向南、北山攻擊前進。直至夕陽西下,始占領古寧頭臺地,並向南、北山攻擊前進,時值黑夜,第359團奉命連夜掃蕩,至凌晨,古寧頭村落內的共軍非死即俘。
27日上午9時向古寧頭以北掃蕩時,發現大批共軍,向我投降。金門古寧頭殲滅戰告結束。
第二節 八二三砲戰
一、瘋狂砲擊,舉世震驚:
民國47年8月23日下午6時30分,中共砲兵對金門猝然發起猛烈射擊。迄20時30分止,延續2小時之內,發射27500餘發砲彈。其火力指向我指揮所、觀測所、交通中心、要點工事及砲兵陣地,以太武山東側金防部指揮所及料羅灣為其主要目標。因當時在晚餐時間,突遭砲火奇襲,部分官兵來不及進入掩體,我官兵死傷440餘人。副司令官趙家驤、章傑將軍在橋兩邊,吉星文將軍正向餐廳途中,3人均中彈不治,參謀長劉明奎將軍負傷。當時在金門視察之國防部長俞大維與胡璉司令官都在招待所外小坐,立即躲到山岩中避難,右前額被砲彈擊傷。
砲兵692營營長魯鳳三,要向上級請命,聯絡中斷,短短7、8分鐘,以有數千發敵人砲彈在金門土地肆虐,魯營長再也難忍敵人濫射,命20門重砲還擊,發出金門的怒吼先聲。
24日下午6時,敵繼續向我灘頭陣地、料羅灣灘頭、金門機場及砲兵陣地發射,我軍隨即還擊,敵多處砲兵陣地被我擊中起火。8月25日至9月6日敵砲擊減少,9月7日至18日又增加到5000至10000發之間,企圖阻止我軍之海空運補,達成封鎖孤立金門。
二、海上長城,沱江建功:
8月25日以後,國軍數度嘗試利用夜暗運補,但均遭中共海上艦艇及岸上砲擊未能成功。8月30日,颱風剛過,海峽濁浪排天,至9月1日,風浪較平靜,國軍以兩艘作戰艦、一艘掃雷艦及三艘登陸艦編成的運補船團,自馬公發航至料羅灣。9月2日零時五分,雙方在金門東南六浬外的料羅灣遭遇,在長達2小時的海戰中,中共出動48艘魚雷快艇、砲艇4艘,始終無法穿越國軍護航艦隊的屏衛火網。其中沱江號巡邏艦、單艦衝入中共的魚雷戰鬥縱隊內,連續擊沉中共魚雷快艇8艘、大型砲艇2艘,擊傷2艘,國軍沱江艦重傷、維源艦輕傷。這場『九二料羅灣海戰』,為歷年國共海戰規模最大的一次,使得金門砲戰局勢改觀。
三、神鷹蔽空,我武維揚:
9月24日,我照相偵察中隊F-84機一架ヾ,掩護機群第11大隊F-86機18架,由新竹機場起飛,10時抵溫州港照相,石門作戰管制中心告知,我4點鐘方向距離20浬處有共軍飛機50架,經辨明後,我編隊機先推機頭取得速度後,繼拉升至3萬9千呎,對準敵機攻擊。首次使用響尾蛇飛彈(AIM-9B)
ゝ,此飛彈為當時最新武器,初次使用於戰場,獲致12:0之輝煌成果。
四、砲震山河,中共喪膽:
9月18日8吋榴彈砲運抵金門,9月25日進入陣地,26日第一批8吋榴砲開始對大磴、二磴射擊,共軍的砲陣地全被摧毀。9月29日第2批8吋榴砲也參戰。由於巨砲威力,迫使中共國防部長於10月6日宣布『停止射擊一周』,且宣稱願單獨與我和談,結束自8月23日以來,震驚世界的『八二三砲戰』。
10月25日以後,中共依其路『單打雙不打』規則,持續到民國67年中(共)美建交為止。
第三節 戰爭勝負因素分析
古寧頭戰役
一、國軍方面:
島嶼作戰,殲敵水際:
共軍搶灘之際,國軍戰車排排長,即以無線電通報,經第602團第3營及戰車的支援下,對搶灘之共軍猛烈攻擊,拘束於灘頭,對爾後作戰有利。
?掌握敵情,先知制敵:
國軍知中共有進犯金門之企圖,即急令航向舟山群島之第19軍(轄14、18師),改在金穈登陸,使敵我雙方作戰兵力改變,奠定爾後勝利基石。
?拘束打擊,綿密配合:
10月25日凌晨4時,共軍主力攻陷古寧頭北山、林厝等地後,企圖攻略金城。金城守軍201師師長鄭果,即命部分兵力堅守海灘據點,拒止共軍登陸,主力退守觀音山、安岐至埔頭一線,阻敵續向內陸推進,並為反擊之支撐。
二、中共方面:
島嶼作戰,欠缺經驗:
中共攻擊金門,初期只集結3個團隊,第2舟波尚無著落,即輕敵冒進,展開攻擊行動,致後繼兵團無法支援作戰。
?未能掌握,海空優勢:
共軍海、空軍尚未有相對之優勢,致船隻均被我陸、海、空軍轟炸、掃射、燒毀於灘頭,致第2舟波無法增援。
?水文海象,計算失誤:
古寧頭戰役,共軍指揮員對潮汐、氣象掌握不實,造成第一舟波船隻未能按預定計畫時間和地點登陸,致全遭擱淺,不能返航,全數被國軍燒毀。
表十:古寧頭戰役戰力之比較
┌──┬────┬────────┬──────────┬────┐
│ │ 兵力 │ 主 力 部 隊│ 海 軍 │ 空 軍│
├──┼────┼────────┼──────────┼────┤
│國軍│50000人│12兵團、22兵團│巡防鑑、驅逐鑑、砲鑑│ B-24│
├──┼────┼────────┼──────────┼────┤
│共軍│20000人│三野兵團 │機漁船 │ 無 │
└──┴────┴── ─────┴──────────┴────┘
八二三砲戰:
一、國軍方面
堅如磐石,沉著應戰:
就大戰略而言,八二三砲戰是韓戰的延伸,美國亦介入本次戰役。民主陣營所採取之「圍堵戰略」,即因國軍的堅強實力,使得共產集團終無法突破「鏈島防線」。
?枕戈待旦,制敵機先:
國軍於民國47年7月19日即已進入緊急戰備狀況,中共於8月23日猝然砲擊,雖有折損,究亦輕微。國軍掌握制空制海優勢,抑止共軍集結部隊登陸作戰之企圖。
?戰技精鍊,士氣高昂:
海空軍的優異戰術,戰技創造輝煌效果。全程發生海戰6次,沱江、中海、海澄、江秀號等共擊沉與重創共軍47艘之多,國軍除臺生號軍租船沉沒外,無重大損失。空軍亦創下1:32之輝煌紀錄。
二、中共方面
受制蘇俄,甘為傀儡:
就大戰略而言,由於韓戰失利,越戰又無成果,整個共產集團被民主集團圍堵,俄亟須打開太平洋之通道,故發動八二三砲戰。蘇俄支援中共火砲、雷達、電子器材、軍需品供應等。其戰爭之層次已提昇至聯盟戰略(大戰略)。
?情報不靈,判斷失誤:
中共對國軍之金馬防衛能離及海、空戰力判斷錯誤,雖投擲47萬發彈藥及海空兵力,亦未能有效達其作戰目標。
?忙於鬥爭,訓練不足:
自古寧頭戰役到八二三砲戰,有9年之久,共軍整備時間不能謂之不長。但因內部鬥爭,不重視教育,使共軍素質較為低劣。以空軍戰力為例:共軍戰管雷達交叉涵蓋,較我周密,兵力亦較我為優,但戰鬥、戰技較國軍為差,導致全盤作戰失敗。
┌───┬── ┬──────┬───────┬────────┐
│區 分│陸 軍│主力 砲 │海 軍 │空 軍 │
├───┼───┼───── ┼───────┼────────┤
│ │ │155加砲 │運輸艦 │F-84 │
│國 軍│6個師│155榴 │護航艦 │F-86 │
│ │ │105榴 │ │ │
├───┼───┼──────┼───────┼────────┤
│ │ │76.20加砲 │ │ │
共 軍│21個師 76.2榴 │PY砲艇 │MIG-17 │
│ │ │122加砲 │魚雷快 │ │
│ │ │122榴 │ │ │
└───┴───┴──────┴───────┴ ─── ─┘
結 語
前述戰役,如荷西時期臺江之役,揆一認為鹿耳門港為沙洲且有暗礁,船觸之即破。明清澎湖海戰,劉國軒任認八罩島暗礁林立,清軍船泊停靠,風暴一來,不戰自潰。這兩次戰役都是指揮官仗恃天險,坐失戰機,而遭慘敗。
劉銘傳抗法戰爭,能拒法軍於獅球嶺8個月;省民抗日戰爭卻不能拒日軍於澳底一日,其原因在於部隊紀律是否嚴明,對保國衛民是否深具信心。
國共內戰初期不能戰勝中共,但古寧頭及八二三戰役中,卻能以寡擊眾,確保復興基地之安全。其觀鍵因素,在於國人是否有同舟一命的危機意識,這才是國家民族賴以生存
發展的基礎。
先總統 蔣公曾說:『能自重則為人所不能輕,能自強則為人所不能弱,能自信則為人所不能欺,能自立則為人所不能困』。吾人從歷次戰史,可清晰印證,所有戰爭之成功,無不在於先能團結一致,自立自強,才能確保國家安全。
因此如何建構國家安全共識,乃當前吾人重要課提,不能迴避。只有全國軍民團結,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參與國防建設,維持強大國防力量,才能確保兩岸和平交流,為統一中國而努力,此為全體中國人之共同願望。
兩個論題
關 鍵 論 點
先進民主國家在正常的教育體系中納入國防教育是非常普遍的事,其目的不外乎在落實文武合一的教育理念,其調和文武關係的結果,不僅使「文人知兵」,亦使「武人不只知軍」,故縱使國防體制是軍政系統(國防部)和軍令系統(參謀本部)的二元分離,也不危害國家安全或影響國家的總體戰力。前英國首相和現今美國國務卿以一介女流而能勝任其職是為印證。
我國目前的教育體系中的軍訓教育,定位在國防通識教育,其與先進民主國家調和文武關係的功能應該是一樣的,但軍訓教育(國防通識教育)長期被忽略,近年又有取消(廢除)的呼聲,實為不智,因為設若取消,則阻絕了文武間的溝通管道,其結果恐怕是「文人不知兵」,「武人只知軍」。已有兩位文人擔任國防部長都因對國防事務不熟悉,致軍政和軍令間彼此掣肘可為印證。
在我國,實施軍政和軍令的二元分離體制所見些許缺失,並不意味我國不適合軍政軍令二元化,也不能倒果為因地認定我國應該回歸軍政軍令一元化。實則,我國應使原有溝通文武關系的機制----軍訓教育(國防通識教育),不僅要繼續存在,而且更能落實、深化,透過教育以凝聚全民國防的共識,則上述之缺失即可不復存在。
壹、 前言
當前教育改革的政策走向,已然朝向自由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深化,其與軍訓相關且影響較鉅者,一為八十四年五月的大法官會議第三八○釋憲文,軍訓課程因此由各校自行決定為選修或必修;一為去(八十七)年三月的大法官會議第四五○釋憲案。為尊重四五○釋憲案之精神,教育部在完成的「大學法修正條文草案」中,對軍訓室之設置與否,仍由各校自訂之。另外,教改會曾提出從組織上減併行政部門的建議,其具體的意見是將軍訓處裁撤,或與訓委會合併的問題。這三者是國人「逐漸凝聚成全民教育改革共識」的一部份,自無輕視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惟在面對這些「必然要解決」的問題時,尤其是「反對在學校中從事國防通識教育」時,由於其已牽涉到國家總體戰略、國防安全、國防通識教育、全民國防共識等層面與概念,甚至已牽涉到國家制度上軍政與軍令系統間聯繫的癥結所在,故本篇旨在說明並申論論題的本質,提供委員思索本問題或尋找因應策略及可行方案時的參考。
貳、 國防通識教育的目的性意義
無人可以否認,國家安全和國防教育是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也無人可以否認,凝聚全民國防的共識是國家安全的保障,而所謂國家安全保障的獲得,唯有從國民教育著手,方成其功。從當代的觀點思維,國防通識教育的意義與價值,應當超越「強國強種」的「工具性」層次,應更高地提升到「文武合一」的「目的性」層次。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闡明,第一,國防通識教育是大學研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份,也是整體國民教育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第二,國防通識教育關係國家總體戰略,凝聚全民國防的共識;第三,國防通識教育是民主憲政的基礎。衡諸先進國家之國防教育乃蘊含於正常教育體系之中,亦實基於此三點共識而來;又前英國的首相和現今美國的國務卿,均以一介女流掌管全國國防與安全事務,甚至及於全世界的安全事務,並無捉襟見肘的缺憾,亦導緣於「文武合一」教育理念的落實。
首先,先進國家在大學及高等教育體系中,其學術自主的理念在自由主義的主導下,已建構出相當完備的學術環境,而其教學和研究的學科,舉凡宇宙中存有的皆可為其範疇。而戰爭衝突的行為,正如政治、經濟行為一般,乃是人類社會行為的一部份,當然是大學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研究的範疇。自一九五○年代美國哈佛大學開設第一個有關國防事務的課程後,與此相關的領域擴及國際關係、戰略研究、國家安全、和平研究與衝突解決等,其目的在使人能深刻體會戰爭的本質,如何準備和避免戰爭,或甚至在戰爭來臨時能主導戰爭並放手一搏。我國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軍訓(國防通識)教育,正依此目的而設計;至於在高中及其以下的國民教育體系中,現有的軍訓教育則提供學生對武器的基本認識與瞭解,並教導學生習得最基本的防身護命的技能,使足以應付緊急危難。
其次,國家安全永遠是國家政策的首要目標,而如何鞏固國家安全,則有賴優秀的國防人才,其中包括國防科技人才,也包括卓越的軍事指揮官。國防人才的來源,除了軍事院校專業性的培育外,一般學校也佔極重要的角色。就科技的研發製造而言,亟需整合學校與民間的人力與設備;就學術研究而言,這是科際整合的時代,國防研究已是一寬廣浩翰的學習領域,並與其他學科產生交錯重疊,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必須相互提攜方能產生更豐碩的學術成果;就戰爭型態而言,總體戰的時代必須落實全民國防,才能強固國家的總體戰力。當前我國的國防通識教育在凝聚全民國防共識這個層面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惜一直不被重視,致成效有限,且有被廢之可能,實值警惕。
再次,我國和先進國家均有「國家安全會議」或類此機構,從某種意義上看,其有調整文武雙方步驟的功能;又目前正在實施的「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則可溝通雙方人事,這對國家總體發展助益甚大。許多政治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憲政,文武關係的穩定是主要原因之一,而逾百分之七十的軍事領導幹部,皆曾於大學中接受博雅教育的薰陶,熟稔美國的立國精神及民主理念,也就不會以武犯禁。因此,足可以說「不是軍隊在大學,而是大學在軍中。」(美.前
威斯康辛大學校長 Lees Drefus語)
。目前「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剛起步而未能完全普遍深化之際,現行國防通識教育的軍訓體制適足以彌補上述的文武關係,容後詳論之。
參、 軍訓處(室)的功能應如何定位和組織應如何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日兩國均因兵源短缺而徵集十八歲以下之青少年投入戰場;本國則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從軍活動,總結這樣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我國軍訓制度在台灣的恢復,實導源於戰爭的需要。制度恢復之初,不僅與學校的民防團(防護團)密切相結合,軍訓教官更以軍事專長教導學生,使學生習得自衛的戰鬥技巧。既由軍訓處(隸屬教育部)、軍訓室(直接向校長負責)之專業體系負責,故軍訓處(室)的定位明確,責任清楚;然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軍訓在內涵上與軍事實務有關者愈少,而與軍事理論有關者愈多,但受已往部份言行偏差教官之影響,軍訓處(室)的定位,形成現在的格局,自不待分說。
自民國七十六年討論修訂大學法至今,教育部從未把「取消軍訓」的提法等同於「取消國防教育」,更「不等於全民國防共識之取消」;但又深怕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化,「取消軍訓」的提法益烈,倒反模糊了「全民國防意識」的認知,故民國八十五年起有關軍訓課程的改革,實著眼於「國防通識教育」的實踐;另一方面,開辦數年的輔導知能研習或進修班次,無非著眼於軍訓的附加價值----擴大為學校、為家長、為學生們生活服務。
如果吾人拋開過去四十年來對「軍訓」的刻板印象和泛政治化思維模式,也能體認前述有關國防通識教育的功能,則軍訓處(室)的定位依然明確,無論它是如何的存在。去(八十七)年,教育部曾研擬出一套「軍訓教育改革方案」,其整體改革構想是將軍訓定位在「扮演國防教育推廣之中介角色」,應可視為教育部對此一問題的總結。換言之,軍訓處(室)定位在教育部,以達成凝聚全民國防共識的教育目標,實是責無旁貸。
至於軍訓處(室)組織應如何存在的問題,原來的「軍訓」名稱,因為歷史的原因,一般人並無暇思及軍訓本身多年以來的自我轉型,更認為是當前教育改革的障礙之一,所以「裁撤軍訓處」或「與訓委會合併」的提法即因此衍生。問題在於,吾人若以「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加以檢驗,則軍訓處(室)的組織效能,尚不足以達到被「裁撤」的境地。有三份問卷的結果可以為軍訓處(室)組織不可裁撤做註腳(註);而軍訓處和訓委會兩個組織的功能不同,屬性也不同,合併亦不恰當。概括地說,訓委會服務的對象是以中小學學生為核心,而以心理輔導為主要內涵,其屬性較柔;軍訓處服務的對象是高中以上學生,尤其是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而以課外輔導為主要內涵,其屬性較剛。就組織理論學者所言,群體間產生衝突的因素有四(即相互依賴及資源分享、對目標、價值或認知差異、權力不平衡、責任不明確),但軍訓處和訓委會這兩個組織間並無此衝突因素,以達到組織變革的地步。
綜上所述,我們對軍訓處(室)定位和組織的立場鮮明,且隱含了對此一問題的若干因應策略。設若專從組織效能和發展的角度觀之,我們並不反對組織變革的必要性,甚至還有以下因應策略:以改變結構來改變組織,即以重新組織部門和分權的觀念這兩種方法來完成,具體可行的方案是將軍訓處(室)更名為「國防教育處(室)」或「國防通識教育委員會(中心)」,以國防通識教育為核心,統整現行軍訓及軍事院校教育體制和內涵。
肆、從「國防通識教育」看「軍政軍令一元化」問題
軍政(國防部)軍令(參謀本部)是否一元化的問題時常被討論著,而我們國家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實施軍政軍令一元化,隨著時代潮流所趨,已改弦更張地實施軍政軍令的二元分離,但最近又有回歸軍政軍令一元化的呼聲,我們從國防通識教育的觀點出發,並佐以國際現況,堅決反對軍政軍令一元化。
共產或集權國家的政制,其黨、政、軍三位一體世所皆知,其關鍵因素在領導者不欲民眾干涉政事,方得以為所欲為;而先進民主國家的黨、政、軍確實分離則是常態,運作上亦無不順不妥,其關鍵在國家屬於全民所有,並非某一人或某政黨所私有,故為政者僅能藉其全民賦予之公權力整軍經武以確保國家安全,又不致輕啟戰端,陷國家於危亡之境。即以國防體制的軍政軍令分離而論,文官的國防部長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心理、科技等層面,綜合地分析國家總體戰力的創造與發揮,進而估算、比較敵我雙方利弊得失,最後所制定出來的國防政策,則期望「以最小的損失獲致最大的利益」(MIXMAX);而武官的參謀本部,定位在國防政策的遂行者,其以對軍事專業的認知從事戰備整備與訓練,當然也要能預防並排除對戰爭的偏執觀點。若勉強以平時和戰時區分,則軍政的國防部在平時,一方面負責國家安全政策的制訂,另方面則督導參謀本部如何完成戰爭準備,並防杜其輕啟戰端以確保國家安全;軍令的參謀本部在平時,接受軍政系統的監督,執行建軍備戰工作;在戰時,以軍事專家的身份指揮三軍作戰,直接對國家領導人負責。此為軍政軍令二元分離運作之典範。
如前所述,國防通識教育的終極目的,在使人能深刻體會戰爭的本質,進而如何準備和避免戰爭,甚至從事戰爭,一言以蔽之,即兵法上所謂的「慎戰」。然而,我國現有的國防通識教育(軍訓)長期不被重視,甚至遭到排斥,其結果是「文人不知兵」;而軍事體系長期主導軍事教育的結果卻是「武人只知軍」,故文武關係縱有良好的聯繫機制,而所謂「文武合一」教育的目的卻徒託空言,這可以從過去兩位「純文人」擔任國防部長時,軍政和軍令二元分離體制間彼此掣肘,文人國防部長終被評價為不適任得到印證。
我們不能因為產生如此結果而贊同回歸軍政軍令一元化,畢竟先進民主國家的成功,足堪我們的借鏡。此時我們反要深入去探究,是甚麼因素導致我們失敗?我們要如何做才能既符世界潮流,又能符合國情需要?我們以為:軍政軍令二元分離的成功,應奠基於國防通識教育的普遍與落實。
自蘇聯垮台以來的後冷戰時期,雖然國際間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已不復存在;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地球村」的理念也不斷的被宣傳、被接受。但不幸的是,中共仍堅持「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對台灣持續的威脅,導致台海兩岸間的對立、緊張關係絲毫未曾稍歇;中共亦曾揚言「可輕易從台灣內部發動戰爭」,也宣稱「曾派出高級將領到台灣完成現地勘察」,足見台灣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在此情況下,設若建構全民國防共識的國防通識教育被排斥,甚至被取消,則不僅「文人知兵」的管道落空,國防安全政策亦將失之偏頗,國家安全堪慮,故惟有透過國防通識教育的普及,全民國防的共識方得以建立。
肆、結語
從表象看,「國防通識教育」和「軍政軍令一元或二元化」兩者間似乎沒有任何聯繫,但深層究之,則此兩者卻又有著必然而密切的關係,甚至影響了國家的總體戰略和國家安全。綜上所論,我們以為:普及並落實國防通識教育,在促進「文人知兵」和「武人不只知軍」的功能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實有必要予以保留,絕不可輕言廢除或取消;另軍政軍令的一元化或二元分離的爭議,透過長期國防通識教育的薰陶,當可迎刃而解;而軍政軍令二元分離,既有先進民主國家運作模式可循,亦有實質的意義,我們自當全力促成。
註:第一份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成功大學陳慶霖教官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與生活協助研究班學員所做「軍訓教官關於『裁撤軍訓處』議題的問卷調查」,綜合本問卷結果分析,以「軍訓制度存在校園,並能改弦更張地擴大原有教育功能」為上策;第二份是教育部去年四、五月間對全國七十八所大學院校軍訓室主任所做「四五○釋憲案後有關軍訓室設置問卷調查」,本問卷結果高達七成以上的學校校長、教務、學務、總務三長支持繼續設置軍訓室,並認同軍訓教學和生活輔導工作;第三份仍是成功大學陳慶霖教官於去年四、五月間,以「對四五○釋憲案的意見」為題,對該校行政主管、導師暨教職員工全面調查,其仍贊成軍訓制度存在、軍訓教官存在、軍事教育應可存在於大學者,都佔四成五以上。